监视世界五十年：美国资深情报界人士谈「五眼联盟」 | 短史记
发布时间：2022-04-01 19:31:09来源：短史记-腾讯新闻
作者丨[英]安东尼·韦尔斯
编辑丨吴酉仁
编辑按：五眼联盟（FiveEyes）是由五个英语圈国家组成的情报联盟，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联盟的酝酿始于二战期间。1946年3月5日，英国与美国秘密签订了《英美协定》，规定两国之间可以交换任何有关外国的情报。之后，该协定范围扩大，1948年加拿大加入，195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五眼联盟”正式成型。数十年来，五国长期保持着情报机构的人员交流与情报整合。本文作者拥有英、美双重国籍，在英美情报机构工作了五十年。
一、数十年抱团合作
“五眼联盟”各国情报机构抱团，比单打独斗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深度合作体现在数据分享协议上。1941年1月，美国开始与英国分享“魔术”（编辑注：“魔术情报”指美国破译日本外交密码后获得的信息）。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同美国分享其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之后形成的“超级机密”（编辑注：指布莱切利庄园提供的破译自德军秘密电报的情报）。1942年9月，两国签署《霍尔登协议》，启动了英美在破译德国海军交通密码方面的全面合作和资源整合。1943年，英美合作范围扩大到破解德国陆军和空军的信号情报领域。1945年，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说，破译德军恩尼格玛密码后形成的“超级机密”帮助英国赢得了战争。
1945年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英美继续全面合作。
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是“维诺纳计划”（VENONAProject）。通过该计划，两国成功渗透了苏联克格勃的通信系统，从而帮助英国发现了一些为苏联效力的间谍，包括唐纳德·马克林、盖伊·伯吉斯、约翰·克恩克罗斯以及最为知名的吉姆·菲尔比。其中，吉姆·菲尔比给英国军情六处造成了重大创伤。英国还通过类似手段发现了原子能领域的苏联间谍克劳斯·福克斯。
♦因维诺纳计划而曝光的“剑桥五人组”间谍之一吉姆·菲尔比
英国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莫斯科与堪培拉之间的电缆通信几乎能够实时被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读取。1945年11月21日，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首位坎宁安子爵安德鲁·布朗·坎宁安（AndrewBrowneCunningham，绰号“ABC”）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同美国在信号情报方面进行全面合作进行了大量讨论，双方一致决定，达不到100%的合作是不值得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自“二战”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英美情报合作局面。
冷战期间，在柏林，美国和英国联合行动，入侵了苏联的通信系统。对苏联通信来说至关重要的地下电话线其实很脆弱，因为它没有加密，而苏联人认为它深埋地下不会受到攻击。为了窃听苏联地下电话线，英国在柏林墙下面开挖了一条隧道，搜集了大量信号情报，包括苏联克格勃、格鲁乌特工人员及有关行动的信息。直到1956年，这个隧道的事情才暴露，原因是军情六处军官乔治·布莱克充当苏联的间谍，将隧道泄露给了苏联人。
唯一的情报合作死角，或许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下令发动“火枪手”行动从埃及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并决定不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分享他的计划，也不分享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掌握的情报。艾登低估了埃及纳赛尔政权接管苏伊士运河的决心，这是他没有同艾森豪威尔进行磋商及合作的原因之一。不过，和谐的情报合作局面很快就恢复了。
从冷战伊始，到美国1982-1983年在黎巴嫩的行动、1983年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以及1989年在巴拿马的行动，“五眼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利用其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情报知识与经验，为历次重大军事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1999年，英美两国海军向科索沃发起行动，两国情报部门继续联合提供精准情报，提高了打击效率。1999年，英国派出了皇家海军陆战队，支持澳大利亚发起的稳定东帝汶局势的军事行动，“五眼联盟”同样为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2000年，英国介入塞拉利昂内战，“五眼联盟”的情报网也开足了马力。2001年10月，英美两国海军利用战机和巡航导弹，对塔利班、基地组织训练营及其通信系统发动袭击，“五眼联盟”的特种部队在地面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基地组织领导人穆罕默德·阿特夫在美国的空袭中被击毙。在部署前线军事行动期间，“五眼联盟”进行了全天不间断的情报监控。
国际社会应对2011年的利比亚叛乱，也离不开五眼联盟情报的支持。2011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发布1970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接着发布1973号决议，授权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3月，多国联合部队对利比亚发起代号为“奥德赛黎明”（OdysseyDawn）的打击行动，英国皇家海军“凯旋号”和“汹涌号”核潜艇对利比亚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也进行了类似打击。在第一轮打击中，至少112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利比亚20多个目标，包括防空导弹基地、早期预警雷达和关键通信设施，主要集中在的黎波里、米苏拉塔、苏尔特及周边地区。英美情报部门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全力支持。
此外，一旦获得国际法层面的授权，“五眼”情报机构的支持面会更大。北约宪章第四条规定：北约成员国相互协助，进行集体自卫，对其中一个国家的攻击等同于对所有国家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五眼”情报机构会在北约边界之外开展合作，并根据局势的紧急程度将情报传递给“五眼联盟”之外的国家。
不过，情报出色却没有政治反应的情况也很多。比如，1971年印度为支持孟加拉国独立而入侵巴基斯坦，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任何反应；1978-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五眼联盟”成员国保持观望；1978-1979年，坦桑尼亚干预乌干达，对抗邪恶的伊迪·阿明政权，也没有得到“五眼联盟”成员国的回应；2008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五眼联盟”国家最终放弃了干预。最为悲剧的是，“五眼联盟”及整个西方国家没有介入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可怕的种族灭绝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情报部门一直在提供支持，但仅此而已。
♦卢旺达大屠杀中使用的凶器，大屠杀遇害人数约在50万-100万之间
二、获取情报的案例：监控核武器计划
为应对核问题提供情报支持，是“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的重要任务。
在搜集和分析核武器计划相关情报方面，“五眼联盟”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经验，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的早期核项目和1949年苏联的首次核爆炸。“五眼联盟”针对空中爆炸和地下核试验的情报搜集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测量与特征情报”（MASINT）涵盖了“二战”后数十年内多个得到完善发展的细分情报领域，包括雷达情报、声学情报、核情报、射频和电磁脉冲情报、电子光学情报、激光情报、材料情报以及各种形式的辐射情报。此外，“五眼联盟”还开发了高度专业化的秘密搜集方法和手段，可以用来测量一些细节信息，比如测量苏联的核武器计划已经发展到了发展周期的哪个具体阶段。
目前，英美正运用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去评估伊朗等国的核设施。“五眼联盟”驻扎在伊朗的情报人员，对伊朗核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清清楚楚地进行监视、监听、观察、取样和追踪。伊朗核计划有一个非常详细和明显的供应链。正是这个供应链的存在，才使伊朗这样的国家能够为发展核能力组装基础设施。伊朗并不富裕，有点类似于俄罗斯的全球经济地位，显然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制造出核计划的所有关键零部件，而必须高度依赖其他国家在经济资源、知识和资本方面的援助。
原子武器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事先接受培训，才能获得管理和发展核武器计划所需的全部技能。“五眼联盟”情报人员获得了核专家的支持，这些专家来自劳伦斯利弗莫尔、洛斯阿拉莫斯、橡树岭等国家级实验室，从而能够充分明白伊朗核武器系统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零部件。这些实验室的关键技术人员，是技术情报部门的重要构成力量。
♦苏联RDS-1原子弹
关键零部件和知识产权的流动是“五眼联盟”情报人员监控的目标，因为这一流动过程会暴露出还有哪些国家与伊朗合作。这些国家同伊朗合作，也许更多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获得伊朗的政治忠诚。这些国家的人员也被“五眼联盟”情报人员置于密切观察、监听和监视范围之内，以摸清伊朗同外国的技术依赖关系，以及同外国某些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伊朗核科学家或许会试图躲避“五眼联盟”情报人员的监控，但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关键人物越想隐蔽，反而越容易暴露，他们同其他人员的合作也就越容易暴露。一个非常有能力、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叛逃者或流亡者，可以带来大量的情报，可以让外界很好地理解伊朗核计划自上到下的整个体系。
军情六处曾经开展的一项人力情报行动，为我们展现了打入这种体系内部的诸多方式之一。2010年11月，英国《卫报》首席记者理查德·诺顿—泰勒发表的一篇报道导致这次行动进入了公众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眼联盟”的谍报能力。军情六处雇了两名商人去监控萨达姆·侯赛因的核武器计划，分别来自英国考文垂的一家机床公司“丘吉尔模型公司”和另一家名为“奥德科技”的公司。军情六处不顾英国对伊拉克的贸易禁令，下令这两家公司向伊拉克出售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
这次行动之所以为公众所知，是因为两名关键高管——“丘吉尔模型公司”的保罗·亨德森以及“奥德科技”的约翰·保罗·格雷西亚——被英国政府机构指控违反了英国对伊拉克的多项贸易禁令。英国政府部门事先不知道这两人同伊拉克的贸易是受命于军情六处的指示，结果在没有与情报部门沟通的情况下，直接对他们提起诉讼。英国情报部门自然希望其深藏不露的项目远离政府贸易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因此没有将这一计划通报给其他政府部门。这两人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受审后被证明无罪，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丰厚补偿。不幸的是，军情六处的计划遭到了曝光。
比伊朗更封闭的社会，会给“五眼联盟”带来大得多的挑战。那些地方没有显而易见的人力情报渠道，于是太空卫星发来的情报就变得格外重要。核建筑工地不可能隐藏到完全逃避卫星监视的地步。现代商业卫星系统的功能非常强大，拍到的图像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虽然详细的计划和进展情况不太容易获取，但可以根据良好的科学技术分析出这些情报信息，比如导弹遥测技术就会泄露其试图隐藏的诸多宝贵信息。即使使用移动发射装置，并试图隐藏和伪装发射系统，美国政府的卫星系统以及美国企业的商业卫星系统都可以看得到。美国国家地理空间局利用其独有的图像处理与显示技术，为美国国家侦查局的情报搜集工作提供了远超其他机构的支持。地下设施和掩体自然会给卫星监视造成难题，但卫星可以拍到它们的施工图像。
在今天，“五眼联盟”一直密切关注着与核武器有关的材料、零部件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情况，比如具体涉及什么人、什么材料、来自哪里，等等。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与核武器无关的放射性核素材料，比如钴-60和锶-90，因为这些材料如果使用不当，就可与各种烈性炸药结合，用于制造放射性炸弹。
三、旧经验失传，新技术出现
二战和战后初期，“五眼”盟国成功实施了多次依赖渗透和间谍活动的非常规战争。但今天的“五眼”，已经集体忘记了在二战时期，英国特别行动处如何在纳粹占领欧洲的情况下招募、训练和运作情报人员。这些已经缺失的记忆，大多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
当时的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使用了许多隐秘的手段，在身份掩护、渗透等方面拥有一系列特殊技能，还掌握了一整套涵盖文化、语言、技术和心理的能力。然而，这些技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湮没了。今天，中情局、军情六处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组织开办的专业学校，已无法传授这些技能。
现代各种各样的媒体，为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受训人员及特工，提供了最隐蔽的通信能力，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降低了他们面临的风险。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没有核武器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部队，俄罗斯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中难有立足之地。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还低，能源出口是它的经济命脉，核武器和网络作战能力使俄罗斯能够成为一方有威慑力的国际力量。在我看来，在俄罗斯发展特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除非俄罗斯公民自愿投靠过来。在俄罗斯人自愿投靠的情况下，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不必前往俄罗斯，可以利用现代媒体去遥控指挥。像中情局那样利用外交掩护从事情报行动的方式越来越过时了。
“五眼联盟”可能需要共同分析这一需求，并重新思考过去。与中情局和军情六处传统上招募的人员相比，现在需要的人才必须多才多艺，掌握不同的技能以及更微妙、更安全、更有效的技术和程序。这些技能并不是为了让现代特工去从事破坏活动、刺杀盖世太保领导人以及为解放欧洲囤积武器，而是为了执行一些更为复杂的任务，渗透其他国家，完全不被察觉地融入其他社会，以便着眼长远、搜集情报、发布预警。
在“9·11”事件前后，标记、跟踪和定位技术变得至关重要。知道威胁在哪里是一回事，能够持续监控是另一回事。美国空军的“联合星”预警机（由波音707客机改装）能够跟踪大量移动的地面目标并传递数据，但在燃料和机组人员方面面临续航能力的限制。“全球鹰”等大型无人机有较广的监控范围和较长的续航能力，后来出现的一些隐形无人机甚至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地提供数据，对卫星图像情报、电子情报和信号情报构成了强大补充。
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直到前不久，我一直担任一个项目的领导者，致力于处理两个问题，即如何获取数据，以及之后如何及时分发数据。我所在团队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在近乎实时的情况下，将所有数据进行整合，融入单一的情报搜集和分发系统。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的情报搜集和分发系统相比，这堪称一次巨大的飞跃。我们借助严格而真实的“舰队战斗实验”和“有限目标实验”，使用海豹突击队制造非常逼真的威胁，获得了作战经验，研究出更为先进的“作战理念”。多年后，这种理念的非机密名称“分布式通用地面站”（DCGS）终于进入了词典。
当情报数据太少或过多的时候，人力情报及智能的情报整合与分发技术，能帮助我们找出问题的答案。一个人如何根据迥然不同的、经常令人困惑的数据做出可靠的决定？当基于概率论的传统统计方法无法派上用场时，你怎样才能根据不精确的数据做出合理的决定？为此，我的团队采用了一种较为高级的工具：贝叶斯公式。这种对数似然函数使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数据样本中去粗取精。我的同事卡尔·巴洛和西奥多·卡多塔博士是使用贝叶斯公式来解决棘手情报问题的典范，比如在复杂的物理环境中定位和跟踪敏感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材料、设备及人员。
♦英国统计学家托马斯·贝叶斯（1701—1761年）
外勤行动的工作经历使我明白，我必须时刻铭记经常面临困难和危险的一线行动人员，为他们提供最好、最安全、最难侦测的通信手段以及最佳的实时数据，包括内容非常丰富的天气信息。整合地形数据、天气数据以及前面提到的其他多种情报便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包括气象学和海洋学数据在内的天气数据不太容易获取，而且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未必适合一线部队的作战场景，比如海豹突击队在海况恶劣的夜里从潜艇上发起攻击时。我的同事杰伊·罗森塔尔提出了一个完美的科学解决方案。他曾经是美国海军一名杰出的气象学和海洋学专家。他和我们一起研究了复杂的海洋、陆地和天气数据，将这些数据同国家地理空间局提供的三维地形数据整合在一起，再与特定位置、场景和作战需求的相关情报结合，堪称帮助秘密特工和特种部队作战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情报界，“目标锁定”是一个常用术语。根据场景，它有不同的含义。大多数读者可能会把“目标锁定”与武力解决方案联系起来，比如锁定恐怖分子，然后从潜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或者从“捕食者”无人机上发射“地狱火”导弹。这种理解也没错，但这里的“目标”并不仅局限于武装打击的对象，还包括一些电子目标，比如位于其他国家的个人电脑，一个不太友好的国家开展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从事洗钱、贩毒或人口贩卖的个人或团体，以及最近攻击美国选举基础设施的人员，等等，都属于需要锁定的目标。
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情报搜集技术，其中人力情报活动是重要的目标锁定方式。然而，人力情报活动曾经一度陷入低谷。中情局特工西奥多·沙克利（1927—2002年）是中情局行动处所有特工都知道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金发幽灵”，拥有大量的秘密行动经验，后来成为中情局行动处副主任，换句话讲，他是中情局所有秘密行动的二号总指挥。但到了1979年，即卡特政府时期，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担任中情局局长后，开始重视技术情报，轻视人力情报，认为中情局开展秘密行动的业绩不佳，而更加注重技术设备的国家安全局却能提供较好的情报，于是对中情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数百名特工遭到解雇，包括沙克利在内。沙克利于1979年退休。之后，到里根政府时期，威廉·凯西担任中情局局长（1981年1月—1987年1月在任）。尽管当时中情局许多关键人员要么退休，要么离职，要么在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找到了工作，但威廉·凯西对人力情报持有不同于前任的观点，从而使秘密行动获得了重生。
沙克利确实退休了，但他从未真正离开过。后来他联系我，让我去他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罗斯林的办公室，请我代表美国总统，到某国（我不便透露这个国家）为中情局执行一次秘密行动。这项任务非常敏感，而且存在重大风险。最终，我完成了任务，并得到了适当的报酬和答谢。在执行任务期间，我遭到投毒，在目标国之外某国的一家医院治疗几天后才恢复过来。我搜集的信息被直接送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这一案例表明，当其他种种情报搜集渠道都无法及时派上用场之际，偶尔动用一下人力情报是无价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不同的人，对于人力情报的价值持有不同态度。但有一点无可置疑，即人力情报可以由无价的开源信息去补充。开源信息包括政治声明，国外关于新技术和创新技术的科技报道，经济和物流数据，以及从互联网获取的其他无数种类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往往都与政府搜集的非机密信息有关，比如海关数据（人员进出英国和美国的数据，他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是否采取了迂回路线，所持护照是假的还是合法的，等等），指纹和眼部扫描数据，实时视频采集，航空和船舶乘客信息，以及对互联网元数据的分析（这些元数据可以产生很多关于个人和技术的信息）。所有这些类型的信息，都可以同高度机密的人力情报、信号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及电子情报结合在一起。计算机系统中可以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形成我们感兴趣的数据集，而我们的团队就可以进行分析。新的量子计算技术将允许情报人员实时破译海量信息，这些数据的规模和复杂性将超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处理能力。在战术层面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在为特工开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在隐蔽的前提下实时搜集、传输和分发指纹等生物特征数据，以应对地形险峻的地点以及温度、湿度和场景构成的挑战。
冷战期间，美国在很多技术领域领先于苏联。靠着美国海军军官约翰·A·沃克（JohnA.Walker）组织的间谍网，苏联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情报，包括武器和传感器数据、海军战术、水面舰艇与潜艇训练计划等信息，苏联海军也得以在短时间内拥有了与美国海军几乎对等的力量。但在21世纪20年代，技术情报远比人力情报重要，军情六处和中情局的新一代情报工作人员，将会倒逼自己成为一名数据“极客”。与无止境地寻找背叛国家的完美代理人相比，数据分析或许更有意义。（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五眼联盟：五十年情报合作秘闻》，安东尼·韦尔斯著，蒋宗强翻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出版，英文版面世于2020年。原文较长，有较多删减整合。已获出版方授权，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英]安东尼·韦尔斯（AnthonyR.Wells），英国情报学专家，现代情报科学和信息技术研究专业学者，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客座研究员。1968—2018年，他以双重国籍身份任职于英美两国情报机构，从事情报工作长达50年。除了在两国海军情报部门担任要职以外，还能接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键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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