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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李商隐的文秘人生(锦瑟华丽 · 续) | 新刊

发布时间:2022-03-29 13:25:19来源: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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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李商隐和他的诗,留下诸多谜题,古往今来又有多少误读?著名作家张炜破开迷雾,提供了新的解读。

锦瑟华丽(节选)

——李商隐二十三题

文|张炜

生为幕府人

李商隐的仕途起步于幕府,终结于幕府,在幕府中度过的时间最长,比较起来也最为顺遂。

展开诗人全部的人生细部,我们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在幕府中能够很好地待下去,无论是前期令狐楚的天平军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幕府、崔戎华州刺史幕府、王茂元泾原节度使幕府,还是后期郑亚桂管观察使幕府、卢弘正武宁军节度使徐州幕府、柳仲郢东川节度使幕府等,几乎所有幕府的主人都对他礼遇有加,爱护和帮助,有一些情节还相当令人感动;但他转而出任朝官时的情形正好相反,好像总是难以为继,如两入秘书省都没有待下去,即便在令狐绹的帮助下补太学博士,也很快离去。但他最向往的还是能在朝中任职,因为在幕府任职终究不算正途。

离开朝廷去地方幕府做幕僚,常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可算一种迂回入仕的方式,像高适、岑参、令狐楚、韩愈等诗人都是进士及第之后先入幕府,而后入朝。但在幕府之间蹭蹬一生的士子还是大多数,比如李白、杜甫在晚年还曾进入幕府。“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因为进入企图谋乱的永王李璘的幕府而获罪,被营救后又入宋若思的宣城太守幕。杜甫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做了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的参谋。而晚唐的“小李杜”都是二十六七岁便通过了吏部铨选,并授校书郎清要之职,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入仕开端。像张九龄、白居易、元稹等诗人,都是由校书郎起步,最后抵达美好的前程。杜牧和李商隐在校书郎职上似乎都未超过半年,杜牧自愿去了远亲江西观察使沈从师的幕府,李商隐则调补弘农尉。

李商隐离开令天下士子瞩目心仪的芸阁去做负责刑狱的县尉,里面肯定有无法言明的苦衷。县尉之职实在折磨悲悯柔软的诗心,当年杜甫也被授予河西尉,却辞掉了这个通过千辛万苦才获取的职位,“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官定后戏赠》)。边塞诗人高适做封丘尉时,写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诗句,后来也是辞职而去。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时,说自己“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熙宁中,轼通守此邦,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李商隐在弘农尉位置上没干多久,就为一件冤狱与上司发生矛盾,愤然离职。诗人三十七岁才选盩厔尉,后又调任京兆尹留假参军,对审囚问案难以忍受,不到一年便去了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幕府。

不同的是高适与苏轼后来都官居高位,年轻时的治世抱负得以施展。高适驰骋沙场,讨平叛王李璘后又临危受命,讨伐安史叛军,解救睢阳之围,官至刑部侍郎、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苏轼则为郡守、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帝师,并为文坛领袖。而李商隐一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即是幕府,这里似乎成为他最后的接纳地。

反观唐代杜甫、韩愈等著名人物,他们在幕府任职时常常牢骚满腹。几乎所有仕人都将宦游幕府看成一件不得已的苦差,只做暂时栖身而已,总是急于返回朝中,就连自愿去幕府的杜牧,这期间也不断回望长安。李商隐当然多次尝试进京,以此作为人生的更高理想,但现实之门对他好像总是关闭的。他在幕府的具体情形后人很难得知,仅就留下的文字来看,身为幕府主人的节度使或刺史们,对待诗人之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最初令狐楚对他之关心爱护自不待言,后来的崔戎、王茂元、周墀、郑亚、卢弘正、柳仲郢,每一位大人都厚待李商隐,帮助之大、呵护之细心,都值得好好记述一番。他第一次科第落选后,华州刺史崔戎收留他,同样对他极为欣赏和喜爱,送他到南山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习业备考,并资助他再去京城应试。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将最小的女儿许配与他。周墀予以赏识、厚待。郑亚让他做幕府判官,并一度代理昭平郡守。卢弘正聘他为判官,得侍御史衔,从六品下,是他入仕以来所获最高职级,令他情绪昂扬,精神振奋:“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鸲鹆舞。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柳仲郢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商隐随他入东川幕府做判官,并加检校工部郎中,从五品上,为一生所获最高职衔。柳仲郢怕诗人丧妻之后身边无人料理生活,还要将最美的歌女许配给他,被他婉拒。几年后柳仲郢入朝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即让商隐任盐铁推官。后来柳仲郢入朝任刑部尚书,李商隐才从推官的位子上下来,就此回家,直到逝世。

一个诗人的细腻,可能需要长期相处才能体味。他为人的周到,他的才能,要在时间里一点点体现——特别是他的文秘之才,这正是每位幕府主人都必要倚重的。而只要幕府的最高首长厚爱和重用,其他同僚之争也就可以免除或忽略不计了。在朝中任职则大为不同,这里人事复杂,事出多端,人才济济,必要长期经营,也非要有一个重臣倚靠才可以。在这个环境里,他的文秘之才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用非所长。他两入秘书省,大致也只是勘校文字,这当然是大材小用。李商隐的能量无法在短时间的停泊中凸显出来,这正是他的苦闷所在,焦虑所在。

他是一个急于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但幕府顺遂总是相对的,与他心中的最高理想相距甚远,这又使他生出另一种烦躁和不安,于是再加尝试,也再加失败。人事纠葛矛盾重重,心底积怨和委屈越来越多,一种不可解的矛盾越积越大,最终积重难返,便是一路的颓唐与失败。

就仕途本身而言,李商隐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最终未能立足于士大夫实现治世理想的舞台之上,只辗转奔波于幕府之间。他好像天生就属于幕府中人。

爱之上

李商隐的爱情被说得太多了,但大多查无实据。在山上修道时,正是他的青春岁月,爱情最易生发,而且的确写出了不少迷人的情诗,格外引人想象。比如关于美丽道姑的诗章,总有人说到华阳两姊妹,其实仍为猜测而已。“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无题二首》)“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珮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水天闲话旧事》)艳丽神迷之奇思异喻,妙比与联想,在几千年之情诗款语中实属罕见。这些神思的空间太大,朦胧迷离而又唯美晶莹,令人于抚摸叹赏中恍惚忘情。

就因为有这些句子、这些意境,极容易望文生义,浮想联翩,将诗人想象成一个情种,一个古往今来最能爱的人。可惜当年的文字中并无确切记录爱情事迹的篇幅,这就让人有了更多的猜想。诗的神往空间最大,于是也就更加放肆了,似乎更不需要其他文字的佐证。如此连缀,无论多么牵强,好像都有道理,敷衍连绵,未免荒唐。

李商隐一生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无可考,只剩下第二段,即他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小女的姻缘。他在诗中透露过此爱之深切,可以说是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幸福的终身大事。令人感叹的是婚后因为奔波于仕途,和妻子一起的时间不多,而妻子三十多岁就病逝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这首七言绝句乃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语言淳朴如话,情思委婉曲折,辞浅意深,含蓄缠绵,一般认为是写给妻子王氏的“寄内诗”。“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房中曲》)王氏去世时诗人正值壮年,却从此再无婚配。他在柳仲郢幕府任判官时,主人要将“本自无双”的美丽歌女张懿仙许配与他,诗人婉言相拒:“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上河东公启》)他对早逝的妻子一直处于无比怀念中。“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七夕》)“惟有梦中相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二》)

殷夫曾经翻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自由”在一切之上,不仅重于“爱情”,还重于“生命”。其实“自由”包含了一切,等于一切,但“爱情”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它可以直接就是“自由”。

我们还原一下李商隐当年的这段情事,它一定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与王氏结缘之前,李商隐就曾写诗戏赠同榜进士韩瞻,表达对他捷足先登先行成婚的艳羡:“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韩瞻抢先一步娶走的就是商隐未来妻子的姐姐。这首诗中还透露出,他为追求幕府主人的幼女而消瘦,有“瘦尽琼枝”之叹。后来诗人赴东川节度使幕府之前,其妻不幸病故,在《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一诗中,他再次回忆从前与韩瞻同年折桂登科,先后迎娶王茂元的两个女儿的事。如今人家依然鸳鸯相守,而自己却如乌鹊失巢,孤苦无依,漂泊不定。“佳兆联翩遇凤凰,雕文羽帐紫金床。桂花香处同高第,柿叶翻时独悼亡。乌鹊失栖常不定,鸳鸯何事自相将?京华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

他获得了生命中的“自由”。“爱情”之上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同。有的人为了爱可以舍弃江山,遑论其他?爱在这里显然就是一切。为了这爱,准备承受一切。李商隐承受之多,可能是爱之初全无预料的,想不到少年青年时代共同学习成长之友伴,那个后来成为十年宰相的令狐绹,竟然因为这门婚事一生不再原谅他。不仅如此,牛党一派也都视他为背叛者。从此他的仕途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两党都不待见他。“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新唐书·李商隐传》)接踵而至的世俗压迫重于泰山,让他喘不过气。爱被压在最下边,上边即是世俗的所有生存之艰。诗人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也无力摆脱。他怎么挣扎都没有成功,几乎就这样窒息。他的浪漫是一颗心,可是他要拖拽一生往前移动的,却是无比沉重的肉身。肉身是不在乎其他的,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之强大超出想象。它十分顽强和执拗,甚至超出了一个人的生命经验。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非关宋玉有微辞》)宋玉作《高唐赋》托讽喻之意,后来一切写男女之情皆被疑为别有寄怀,然而这也只供猜度而已。李商隐的许多爱情诗,又被当作社会诗和政治诗来解读,作为诗人不遇之明证。这如果是某种误解,那么这距离也够远的:从心灵一下腾挪到了肉身。

对于生命来说,爱之盛大可以笼罩一切,爱之灼热可以融化一切。可是它也可以消散淡远,也可以冷却。在这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它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

醉饮有佳咏,雪融有潺湲。一个挚爱者可以九死而未悔,一个伤情者可以终生留悲叹。但是一个被重压者却在窒息,在挣扎,在呼救,最后化为隐秘的沉吟。沉吟不得解,也无从解。沉吟在说爱,还是在说难言的人生之沉重,或者合二为一?

身累与心累

一般来说,人是恐惧身累,而不太在乎心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所以人类的最大恐惧还是源于被治。那些愉快地走向身累之途的,大多并不自愿。除了极少数的修炼者,即一些所谓的异人,没有谁会自甘当一名体力劳动者。那些修炼者的主要工作也不是体力劳动,而是以最少的身体辛劳换来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争取对生命有所参悟。知识人总是歌颂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钦羡他的田园与酒。其实陶渊明过得并不愉快,他的诗夸大了这种生活的超然和惬意。他既是被迫回归田园,最后也是于饥饿穷困中告别人生。“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这些诗活画出诗人当年的生活情状,而人们记住的还是他“自免去职”(《归去来兮辞并序》)的潇洒与飘逸、他“采菊东篱下”“带月荷锄归”的浪漫与逍遥。仅仅记住生活中的一面是极不准确的,更是一厢情愿的夸大和自我宽慰。

我们想象一下李商隐的痛苦,他主要还是因为官场失意而焦虑不快。就生活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时间是在幕府中,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厚待他的幕府主人。这样的人生于物质上看是很不错的。他爱诗并时而纵文泼墨,那么这种幕府生活也是相当适合的。“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梓州罢吟寄同舍》)问题是这仅仅是一般的权衡方式,对于一个十六岁便“以古文出诸公间”,二十五岁得中进士,少年伙伴已经贵为宰相,昔日旧游也“一一在烟霄”(《秋日晚思》)的才俊,对于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人,这种舒适的生活就远远不够了。“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己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野菊》)少年成名,却一直屈沉下僚,自负高才而不得酬,常年幕游,为人作嫁。他现在“身”不累,更不怕“心”累。他想操更大的心,因为不能而更加心累,一颗心也就感到了莫大委屈,这委屈又转化为更大的痛苦。

他为一个国家操心,而不仅是为自己。他一生写下了多少忧国忧民之诗文!这样一个人要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也要在文字中证明自己。在古代,文学与仕人往往是一体的,诗文高,自然就应该仕位高,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通识和常理。所以大诗文家一定是心有不平,愈是大诗文家也就愈是不平。今天来看这其中好像少了一些道理,因为今天诗文之才与仕途之才已经分离。但这种分离的得与失,也只有天知道。如果两者至今不曾分离,国家治理会更好,会像为文一样周密,会做好治国这篇大文章。但是以做官为本位的国家,一定是最没有出息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引出一批畸形人生:没有理想,说白了不过是寄生虫般的追逐,度过又馋又懒的一生。

中国自古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李商隐抱定了从仕,这就是悲剧之所在。身累之恐惧,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一个士大夫,大致上都未能幸免。我们的儒家传统就培植了这样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率身期济世,叩额虑兴兵。”(《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急景倏云暮,颓年寖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他要做兼济天下的大丈夫,如此而已,无可厚非。在当年诗人文人与仕人之不能剥离,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在山野荒郊遇到一个正在辛勤劳作之人,谈吐清雅,见识高远,那么就要视之为“隐士”和“异人”,如上古时代的巢父、许由等高士,为了躲避帝尧让位于他们,不得不遁入深山,还有春秋时期长沮和桀溺两位隐者,《论语·微子》中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这些都是节操高尚、才能出众之人,却要隐没于偏僻之地。这种怪异现象究竟从何时改观,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怀才不遇,四处流落,羁旅异乡,大概渊源甚远。孔子也到处游走,春秋战国时代的能人才士多到处游走。屈原是被迫,后来之文人骚客却未必如此。到了现代社会分工愈加细密之后,文人与仕人的分道扬镳也就开始了。但就世界范围内看来,东西方文化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官本位为中心的畸形文化,遏制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命由此变得畸形。心累者尊,而身累者卑,这似乎已成定规。

文秘人生

李商隐之所以在幕府中如鱼得水,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他的文秘能力。他显然是一位最上等的案头工作者,一个很棒的文件起草人。这样的人在官场上不可或缺,对于治理者来说,一部门一官衙,离开了文墨准备那将寸步难行。所以这方面的好手自古为贵。商隐之重要,在于其文墨之得当之快捷,非一般人可比,也就格外受到幕主欢迎。这得益于第一位大恩人令狐楚对他为文的教诲、磨砺和锤炼。令狐楚临死前还函招他入幕,并把代草遗表的重任交与他,可以说是最后的嘱托,又该是怎样的依赖和信任!

这样一位文秘大家,不仅能够很好地揣摩官长的意旨,有时候还有一些超常发挥。他强化、突出甚至创造的部分,都为官方所激赏。比如他为王茂元起草《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对于胆敢犯上作乱的节度使刘稹,开篇即警告其“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一去不回者良时,一失不复者机事”。分析形势利害,恩威并用,可以说大言铿锵,入情入理,充分显示了语言文字的力量。他代拟的许多文书都有文采,有情致,有强大的逻辑力,既不古板,又中规中矩。

即便在朝廷内,这种特殊人才也不会显得拥挤,但毕竟还会有一些。因为宫廷内的文墨准备并不缺少,所以李商隐这样的人才不一定是最为朝中看重的。朝廷所用的文墨人士,比如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官,都是皇帝身边起草诏令的近臣,像唐代大诗人张九龄、王维、韩愈、杜牧,都做过中书舍人,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做过知制诰,而白居易和苏东坡则是先做知制诰后为中书舍人。李商隐拔萃之后初入秘书省,距离这样显赫的地位还很遥远,也就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文墨功力。而在地方幕府中就大为不同,有他在,整个幕府里也就文事齐备。他真是个大秘书。当年公文以骈体通行,而他这方面的功力无与伦比。可惜这样一来,一生文章少有直抒胸臆的机会,而必得以公事需要来施展身手。

一个敏感细腻的诗人,其文秘人生将是多么拘谨、困顿和痛苦,又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张力。一个被拘束、被定制者,却有一颗浪漫无羁的心灵,渴望自由飞翔。就此而言,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自古至今这种悲剧埋没了多少人,圈囿了多少人,改造了多少人?那个自由的灵魂,只有在月明星稀的午夜,在夕阳西下的客旅,在愁绪如麻的病中,寻找一个缝隙挣挤而出,然后奔向无垠的开阔。他画下的所有痕迹,哪怕是恍惚迷离纷乱无序的涂抹,都是弥足宝贵的。但有时这一切并不为创造者本身所看重,因为在那种特异的环境之下,他已经陷入了迷惘。当他们一有机会收集自己的文字时,甚至会把那些自由的吟唱轻掷一边,视而不见。这当中少有例外。在生前格外看重个人吟哦者,好像莫过于白居易了,他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亲手编撰自己的诗集。而李商隐活着的时候只编选自己的文章合集,即《樊南甲集》与《樊南乙集》。

尽管如此为文,毕竟李商隐才能固在,文章出手仍然大有可观。这也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在一些杰出文人代作的官样文章中,从来不乏杰作,它们不仅能够“代人哀”“代人谀”,而且还能够寄托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李商隐代郑亚所作《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此时正逢牛党执政,李德裕被贬逐洛阳闲居,而李商隐给予了这位失势者很高的评价。

他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编定《樊南甲集》,共收入文章四百三十三篇,分为二十卷。这一行为足可见他对自己文秘生涯的重视。撰写公文至多是发挥一下文采,而少有思想之独创,但在诗人这里,即可突破这道藩篱。这些文秘书稿在由桂林去江陵的船上编成,后又在漫漫水路上失落了一些,损失之大不可想象。“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樊南甲集序》)所以这类文章到底有多少,已经不知道了。不过即便全留下来,我们也只能从中更多地看到一些政务与事功,而非个人心迹。相比之下,我们也就更加看重他的诗作。

李商隐少年师从本家堂叔,堂叔乃一异人:“年十八,能通《五经》”,但“誓终身不从禄仕”,面对一切“时选”,“皆坚拒之”。这位堂叔能够写出一手好古文而极为排拒时文,为文“味醇道正,词古义奥”,且“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藏李某志文状》)儿时的这种培植,决定了李商隐古文功底深厚,所以他十六岁写出的《才论》《圣论》等,曾令当时文章大家惊叹,但已经无从查考。而如果入仕则需要学习时文,即骈体文。他后来的一些骈体文杂有古文章法,写得灵动卓然。他留下的一些古文如《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李贺小传》《齐鲁二生》等,都称得上佳作。“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这里即指出其古文瑰异古朴、高妙飘逸,这才是其价值所在。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也说过:“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这种自我认知确切而毫无夸饰。

文秘人生,使如此浪漫的一个人在文字挥洒上受到阻遏,不得一吐为快,同时却也获得了一种积蓄的力量。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发散自己的心志,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当然就是写诗。“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人当然是一个“醒客”,所以他常常会离群而去。他有时是一只落寞哀鸣的孤雁,有时却是一只冲霄而飞的雄鹰,大展英姿。飞翔的距离和冲力,要看积蓄在心灵深处的那股力量的强弱。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李商隐就是当代的宋玉,他的愁绪不为人知。他是一位天才的歌者,事无巨细皆入眼底,心头波澜时而万丈。他为幕府所用、官方所用,却不为时代所用。时代之文字又是激昂之文字,悠扬之文字。他的漫漫心绪,颜色斑驳陆离,如丛林一般茂长蔓延,自然无边,对应云霞、风暴和雷鸣。那些刻板一律的文字让他就范,牛不喝水强按头,踏蹄四溅,浑身淋湿,最后还要厉喝而行,缰绳握在主人手里,他不停地奋力挣扎,水幕腾起,冲荡如激流,最后力气使尽,才不得不安息下来。这番激情冲撞,才华四射,有时候也能博得主人激赏。他们不将其视为一个伏枥的老骥,而看作一头油亮的青牛,有青春,有光色。他们早就有所准备,给他戴上嚼链,他显得十分温顺,这当然是一种伪装。

生命焕发时节也是离开庙堂之际:他仰望星汉,心绪浩茫;他闲坐篱边,浅饮低唱;他寄宿竹坞水畔,谛听雨打枯荷而辗转反侧;他浪迹天涯,追逐流光,恨不能长绳系日;他幽居冬暮,锦瑟轻抚,回忆似水华年。这是一些何等瑰丽缤纷、奇异杳渺的思绪,只有在这些深深沉浸的时刻,面对自己的抒发,不仅真实,而且更加才情飞扬,诗意纵横。所以才出现了大美、大陶醉。他用这样的方法犒劳自己,弥补自己,享受自己,也留下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稀世珍篇。

……

张炜先生《锦瑟华丽》全文共二十三题,

在《当代》2022年1期、2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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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炜,山东栖霞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原刊责编:于文舲

本期微信编辑:于文舲

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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