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专访 | 对我无用的，就不该存活在世上吗？
发布时间：2022-02-17 22:51:59来源：南都周刊
在作家的身份之外，朱天心一直是动物保护志愿者，为救助流浪动物奔走。她与世界格格不入，既叛逆又普爱，对人间的不平直言不讳，心热得像发着一场持续一生的高烧。
采写|余颖欣吴琳胡雯雯
编辑|胡雯雯
朱天心：一九五八年生于中国台湾，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与大姐朱天文、三妹朱天衣同为著名作家，著有《击壤歌》《想我眷村的兄弟》等畅销书，曾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等多个文学类奖项。
朱天心听好友说，小学操场摆了一具大型猫笼，不知用途，不禁非常担心。因为有些居民放了诱捕笼后，十天半个月不理，不慎入笼的猫往往饥渴或是撞伤而死。
结果，她同好友在深夜里潜入小学，两人一身黑衣，一人一头抬着诱捕笼，停停走走，偷回自家院子去了。
一个月后，里长（相当于居委会主任）打电话给她：“天心姐，笼子可以还给人家了吗？”朱天心这才知道，自己早就被监控拍到了。好在里长也是爱猫人士，知道她们这是为了保护动物，两人才没落得盗窃公物的罪名。
这是朱天心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那猫那人那城》中叙述的一件往事。在这本书中，她记录了“街头暗巷猫猫们”的身影和故事，只是为了“留住”它们，证明它们确实来过此世此城一场。
作家朱天心（理想国供图）
猫猫狗狗作者之家
朱天心的家中，一门两代三人都是作家。父亲朱西甯被莫言称为文学上“真正的先驱”，母亲是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金牌编剧。朱天心耳濡目染，十七岁写就的《击壤歌》，在台五年间大卖三十万册。
从朱天心出生始，童年照片里，没有一张妈妈怀抱小孩的留影，都是妈妈抱着猫或狗，朱家姐妹脏兮兮地在一旁蹲着坐着，也搂着几只猫狗。
妈妈爱狗，爸爸爱猫。妈妈买菜，去市场一趟，就可以抱一只流浪小狗回家，爸爸也总收养同事或友人塞来的小猫。姊妹仨有样学样，放学路上，时不时也拾只小狗小猫回家。
那时朱家住在眷村，餐厅连上客厅，不到十三平方米的地方，趴满猫咪和小狗，各圈领地。一年冬天，妈妈再三言明，不得再从路边抱小狗回来，第二天朱天心仍是抱了一只，小家伙满身糊味儿，周身的毛被烧了精光，剩下一对乌沉沉的眼睛。大伙便给它取名为小糊。
天气冷，朱天心日日烧开水，把布蒙在水壶上，烘热了盖在小糊身上。小糊没能挺过去，朱天心望着空空暖暖的窝，既疲惫又灰心，大哭了一场。
朱天心母亲刘慕沙和猫（理想国供图）
在朱天心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人们虽忙碌于衣食饱暖，却也明白街头巷尾其他生灵讨口饭吃的苦处，无论哪家哪户，都有猫儿狗儿来去。后来家中又来了许多小猫小狗，大娃、瑜伽术、单单……都有自己的名字。
猫狗来来去去的朱家小客厅，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工厂”。妈妈有时在家附近散步，一回头，三层楼都灯火通明，女儿、先生都在写作。在《那猫那人那城》的编辑黄平丽看来，朱家是当代华语书写的一个缩影，姐妹几个风格各异，姐姐朱天文的文章是冷调子的，朱天心则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
从国小开始，朱天心一直逃学回家看书。翻来覆去学几本课本，对她而言是“扼杀青春”。她不甘心只坐在教室里。家中整屋的“书墙”，她常常拎着几本课外书，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看。
文学让她不必困在学校里，可以在广阔世界尽情撒野。跑着跑着，十七岁时，一脚踏进了文坛，迎上了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文学，是人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一”。年轻人中，有一些文青们是全身心投入在文学里的。
从十七岁初入文坛，到六十不惑，朱天心的世界里除了写作读书，还有救助流浪猫。有一段时间，她常去辛亥小学喂一只叫“白爸爸”的猫，白爸爸四五岁时，她便抱在怀里，低声承诺：“把拔（爸爸），将来我会带你回家养老。”
后来，白爸爸误饮了附近工地带有化学溶剂的水，得了肾衰竭。她陷入了两难，送去医院强力治疗——每天打点滴、针剂，可以延命数月，但抽搐痉挛、剧烈头疼仍会存在。“对于一只终生自由在街头，但凡有一丝体力便企想回街头的街猫，要介入到底，还是松手？”
她把猫带回了家，安了不受打扰的小窝，偶尔带到前阳台，嗅一嗅梅雨前风中，植物混杂的气味。她想让它知道，仍身处在自由的世界，“你放心”。几天后，白爸爸走了。朱天心仍回辛亥小学，喂养白爸爸的猫崽。深秋的校园肃杀荒凉，她心里默念：“白爸爸，我有做到带你回家养老吼。”
世界上每天都有天灾人祸，朱天心实在不知，如何对别人倾诉与一只猫的短暂相遇和分别，便通通写在作品里。十几年来，她的书里始终萦绕着猫，“一旦踏入猫国之境，就猫来猫去，难以休止”。
处在创作的盛年，朱天心却被动物保护工作挤占了全部时间。她和姐姐朱天文经过市政府动保处的培训，成了台北市领证的志愿者，埋头做街猫TNR（Trap捕捉、Neuter绝育、Release放回原处，为有效控制街猫的方法）。
她们曾带一对姐妹猫去结扎、剪耳、除蚤、打狂犬病疫苗，然后这对姐妹猫便常常躺卧在花坛、人行道上，非常亲近人类。居民们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住委会副主委女士下令社区警卫抓了她们，装箱、封死，要扔到桥下。朱家姐妹接到友人的紧急通知，在他们要处置姐妹猫的前一刻抢下，带回了家。
当晚，她和姐姐朱天文应邀赶赴一个老友约好的饭局，大家津津乐道于米其林三星餐厅、法兰克福书展时，她们强颜欢笑，心不在焉，牵挂着姐妹猫。朱天心坦言，自己早已学会一种哭法：心里头“呜呜呜”，表面却可以保持正常样子。
但是即使伤心，她也从不“自讨没趣”地说起猫的事情。她已经被告知太多遍：有钱有闲的人才关心这些。但朱天心看见，一起共事的志愿者，为了动保都累得不成人形，有人甚至把唯一的房子也拿去抵押。她并不觉得他们多伟大，而是很不幸的，“有一颗比谁都要软的心，他们无法看到而不作为”。
本世纪初的那些年，姐妹俩一晚要喂食近五十只街猫。有时她们像两个退伍老兵般，感叹十几年前那些兵荒马乱的“惨烈战事”：拎着诱捕笼，在动物医院跑进跑出；去里民大会、社区住委大会……任何能讨论处置街猫去留的地方，与人唇枪舌剑争取资源。朱天心有哮喘，有时不得不拿出气管扩张剂来，缓解气喘。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对族群、对血缘、对种族有歧视或者有误解，她都难以轻言退休：“我不相信努力无意义，我不相信最好的时光只存在过去。”
打破神话的小孩
作为诤友，作家黄锦树曾提醒朱天心：在文学和动保之间要有所取舍，以免因介入社会而荒废了文学。也常有人问她，世上那么多失业人口、孤寡老人，还有非洲难民、阿富汗儿童……尚需帮助的人太多，哪有余暇管猫狗？
但朱天心反问，眼下这只小猫在受苦，不救，今晚它可能就走了。连近在眼前的救护都不愿意的话，遑论远到看不见的人民？“我觉得都是让自己不作为的一个借口。”世界变动太快了，城市虽然变得更文明进步，但对其他生命的关切似乎反而淡漠了。“对我无用的，就不该存活吗？”她想。
少女天心和猫（理想国供图）
身处时代的现场，要怎么锻炼自己的勇气和目光，去回避掉这些残酷的事情，这才是她觉得艰难的地方，“其实（我）只是很认真地把我自己的困惑，废墟或者是瓦砾，一块砖一片瓦地重新（垒起来），我一直在做的不过是这样的事情。”
本世纪初，一家大报做过一个策划，号召作家们一起写动物。作家席慕蓉写了一篇文章，自述夫妇俩很疼家里的猫，猫能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上，吃进口芝士。
朱天心直觉不妙，在不了解也不爱动物的人眼里，这个文章会坐实“动物都过得比人都好”的论调，他们会更加觉得：那干嘛还注意这个议题？而真正为数甚多、日复一日在残酷大街求生的流浪动物，却鲜被关注。她曾向自己承诺，只要街上还有一只流浪猫，就不再写家猫。
朱天心曾救助的街猫（摄影KT）
她的第一本“猫书”《猎人们》由此诞生。扉页上写着：“这本书写给不喜欢和不了解猫的人。”第二本“猫书”《那猫那人那城》在十六年后出版，与前一本不同的是，新书加重了笔墨，去写救猫人所面临的困境。
小说家张大春曾写道，现实社会中，这些全无发言能力、地位尴尬的群体，迫使朱天心来不及讲故事了，只记录事实。有些作家对现实失望，在虚构写作中构建黄金国度，朱天心更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
但她坦言，自己也是犹犹豫豫地前行，并不是一个英雄形象，她一直关心的除了猫狗，还有外来移工问题。台湾的东南亚裔劳工很多，被称为“移工”。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薪资达不到法定基本工资，也无法行使契约权利，是台湾社会的“隐形群体”——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大部分移工会选择隐忍。
一对夫妻曾为移工们办了一份“四方报”，用四种语言，将世界新闻和相关政策时时更新，弥补上移工们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信息差。2014年，这对夫妻又举办了移工文学奖，说服移工们投稿，而后集结泰、菲、越、印数国翻译人才将之一一译出。
朱天心认为，移工分担了本地人亮丽后的阴影，他们的生活也是现实的另一面。她应邀成为第二届评审，参与了大半年的审稿工作。在前去颁奖的公交车上，她却接到一个求助电话，是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同事打来的：
“小黄（猫咪）给打瘫了，站不起来，我没有钱带它去看医生。”同事接着说，“我宁愿它第一棒就被外劳（移工）打死，好好吃了，起码它这一生不是像其他人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大半年来，街上的猫狗时常消失，或被打断腿，或是满身刀伤。朱天心和其他志愿者一路追查，才发现工业区的外籍劳工经常在网上晒出猎食猫狗的照片。
朱天心很纠结，等会就要代表评审致辞了，要不要顺带说出此事？说了，可能会加深社会对移工的歧视；不说，又可能会有更多猫狗受害。“我一生好像没有哪一次这么的困难。”
最终，她还是在台上谈起了动物保护法。“我除了关心移工议题，也长期在关心动物保护议题，以下的发言，无涉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习俗……我只是要提醒说明，台湾有一部《动物保护法》，若随意捕食哪怕是无主的狗猫，都会触犯法规，若触法经判决确定，会被遣送出境，并永远不能再入境工作。我深知大家花费了巨大的中介费才能入境工作，很不愿见到因为不知法而触法，而失去工作的机会。”
声音透过麦克风扬出来，拂过一张张错愕的脸。主办的夫妻脸色铁青。出资的老板了解朱天心，看到夫妻俩的表情，赶紧把朱天心拉过去，跟他们商量对策。
“我这个祸闯大了，”朱天心想，“我并非这么不世故的人。”但她的世故会在原则面前让步，就如朱天心在移工文学奖的总评里写的：文学的初衷，（就是）说出那真实，那或许令人忐忑不安的真实，那叫一代人不方便面对的真相。“哪怕历史列车已经轰然开走，这一页即将翻过去，我都会说，且慢且慢。”她自认有责任像《国王的新衣》里那个不合时宜的小孩一样，大声说：“国王羞羞羞，国王没有穿衣服。”
做一只元气满满的恐龙
指出国王丑态的小孩并不好当。她也想过，自己或许应该降温了。“到了一个年纪，仍在发高烧，那是非常异常的。”她说。
在丈夫唐诺眼里，朱天心的爆脾气让她容不得一点恶人恶事。眼看着她所热爱的世界一天天荒薄下去，她比谁都憔悴得厉害。而今，她坚守了大半辈子的文学，似乎也变成了“荒野”。
但朱天心很不习惯、也不愿意去为文学辩护什么。中学邀请她进校谈阅读，她很别扭：“要是今天我还要向高中生说开卷有益哦，很像老王卖瓜，怎么有一天文学需要我这样子叫卖，感觉极其不好。”
少女朱天心（理想国供图）
她曾去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演讲，讲毕，两个学生推推搡搡地来找她，希望朱天心推荐书单。她觉得推荐书单很荒谬，“探险”书墙才更有趣，但仍然推荐道：“张爱玲吧，容易看。”
两个学生相互看了一眼，问道：“张爱玲不是死了吗？”朱天心只好再推荐了白先勇，她们又问：“白先勇不是个老头吗？”朱天心有些无奈，止不住想，那像托尔斯泰等人，似乎就更不必读了。
她发现，当下有些年轻人对出生之前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严肃的事情“与我无关”。朱天心用十年来做了一个实验。她的一位志愿者同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开了一门通识课，邀请朱天心每年到课堂上讲两个小时。十年下来，台上的她讲课主轴不变，仅仅与时俱进地增添新的案例，台下却大为不同。
刚开始那两年，朱天心讲着讲着会流泪，第一排的学生会递给她纸巾，自己也哭得眼泪哗哗。但到了第十年，台下的学生如同人形石碑，面无表情地听着。她犹记得最后一场，台下一位打扮精致的女生提问：“喂，你们这些爱妈（“爱心妈妈”）可以怎么样弄弄，不要看起来像流浪猫吗？”
朱天心在心里呜咽，却只好含笑答道：“那就大家多少都做一点，或对它们宽容些，那么爱妈们就可以过得不像流浪猫，跟你们一样优雅。”
朱天心没有想到学生的关注点居然是衣着。她曾一口气买了六件同款速干黑衣，打算穿到八十岁。在吃穿用度上的每分钱她都会反复斟酌：一件衣服足以买十一罐猫粮；一件冬季外套可供两只猫绝育；一个包包是一只重病街猫的医疗费。
黑色的虎斑猫，底色棕（摄影KT）
被这个发问“刺”到的她，从此没有再去讲课。她觉得，如果学校缺少生命教育，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弱势群体视而不见也不奇怪。而文学起码还有其影响社会的功能，她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会有一些读者被挑动，打算去认养流浪猫。
但时代在剧变，游戏、影视成为年轻人追逐的事物，文学大概是“最难玩又最不有趣的娱乐”。很多作家、写手，已经默默地靠近了影视产业，甚至看得出是基于哪位演员创造了人物。而文学好像变成了一片“荒野”。对她而言，这样也好，留下来的人们就更为纯粹。
朱天心不愿把文学“工具化”。要推进的议题再迫切，她也宁愿停笔，做实际的事情去表达。议题紧急，文学的孕育却需要时间。该五年五年，该十年十年，她决不会将文学献祭出去。她还会认真地写下去，即使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我还想自己留一点点的元气做恐龙。当人们突然想看恐龙时，不必去翻阅图鉴，不必去博物馆。”
朱天心在京都（理想国供图）/朱天心和橘子，2011年摄于朱家客厅（理想国供图）
如今的她，在人生的战场上，已经到了第一线。她常回忆“十几年前更年轻的时候”，而十几年前也是五十岁了。2021年春天，当收到邀约“拍朱家纪录片”时，她们三姐妹都没再拒绝。这一纪录片被命名为《愿未央》。
父亲的离开让她一度悲痛不已，而四年前母亲去世，姐妹一起整理书信日记时意识到，“这一代人的回忆，不认真面对的话，谁会记得他们的过去和曾经？”
要勇敢地变老。这是她对丈夫和自己的寄语。她见过同代之人戴锦华远胜过自己的天真和坦诚，即使她与学生之间有巨大的代沟，也仍不卑不亢地选择留在属于自己的年代。因戴锦华早已明白，自己选择的位置是“边缘对中心，梦想对现实，反叛对秩序，幼稚对成熟。”
“她说得可真好，不是？”朱天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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