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妈妈“上岸”记：“顶尖再往顶尖去是很难的”
发布时间：2021-01-05 15:00:08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20年7月7日，高考首日，北京人大附中考点外，家长为孩子打气。（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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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焦虑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一旦没教育好，他的选择权利就会减少，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我的学历挺好的、工作挺好的，如果孩子不如我，那他怎么会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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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徐爽
责任编辑|邢人俨
儿子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安柏为他办了生日会，孩子家长各一桌，妈妈们一坐下来就开始大聊小学升初中的准备事宜。在一席充满了专有名词的饭桌上，安柏发现自己就像个外星人。
家长们的“黑话”把成功录取重点学校称为“上岸”。在北京，公认的教育中心在海淀，而海淀区最好的六所公立学校——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和首师大附中，统称为“海淀六小强”，这六所中学承包了海淀九成以上的高分段和清华北大录取名额。
家长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以“六小强”为目标的妈妈，需要让孩子在10岁之前完成这些任务：1岁开始中英双语教学；3岁能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4岁，学乐理、钢琴、画画；6岁上区里最好的小学；8岁看完《西游记》《论语》，绘画拿到全国奖；9岁钢琴过十级，运动拿到市级比赛名次；10岁奥数比赛一等奖，拿到PET（剑桥英语考试二级）证书。
安柏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上岸”的难度。儿子读的是区重点小学，奥数比赛拿过二等奖，后来她才知道这些作用不大，很多学校没有公开选拔，想录取只能通过提前招收的培训班。
这类公立学校自办或和社会培训机构合办的培训班叫“坑班”，从中选拔优秀的小学生，需要至少提前一年“入坑”。进入名校的路径是这样的：先考进培训机构推出的辅导班，辅导后50%的人能获得坑班考位，20%的人能考进坑班，坑班里20%的人考取牛校。安柏算了一笔，最终只有2%的孩子能考进牛校。
安柏的后知后觉导致儿子很晚都没有“上岸”，身边的同学朋友里只剩下他一个。她看见儿子在日记里写自己的沮丧和压力。“家长可以对孩子期望值调低，就是怕孩子自己不会那么‘佛系’，小孩好像天生都有挑战欲，其实挺爱互相比较的，这种东西我就没法控制的。”安柏说。
如果遇到孩子不愿上进，有些家长会主动“鸡娃”——通过给孩子打“鸡血”，把学习任务满满当当安排好，敦促孩子努力。安柏观察，“现在‘鸡娃’的风气越来越重了，顺其自然的结果很不可控，但是‘鸡娃’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
安柏把这段经历写成《上岸》一书，记录了一位海淀妈妈带领儿子闯关重点学校的紧张过程。就像描写纽约上东区母亲的书籍《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里写到：“全世界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从曼哈顿到迈阿密到马里，妈妈们都在被同样的恐惧、不安和欲望牢牢控制。”
北大附中的老师唐倩茹接触过很多海淀妈妈，有些家长从孩子小学时就开始焦虑，比如孩子幼儿园没有学英语，到小学发现其他孩子早已提前学完，追悔莫及。唐倩茹有两个孩子，成为母亲前都以为自己可以风轻云淡，“很打脸知道吗？”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活到一定程度肯定就受不了。”
和上东区妈妈不一样，海淀妈妈不讲求精致，她们不化妆、穿平底鞋，只为方便接送孩子上下补习班。“海淀妈妈比的不是铂金包，或者你要穿什么名牌、住什么房子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安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大家比较的、在乎的还是孩子的成绩和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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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潇的丈夫是人民大学的老师，得益于教职工子女入读附属学校的政策，儿子顺利进入了人大附小。儿子从幼儿园就展现了足球天赋，小学开始打比赛，从那时起，不论刮风雨雪，只要儿子有比赛，刘潇和丈夫一场都没有缺席过。他们专门带儿子去西班牙看了皇家马德里的比赛，C罗和梅西都在，连看了三场球，让他感受足球的氛围。
他们为儿子找私人教练，每周都要训练。疫情期间户外场地不开，刘潇和丈夫就自己找公园，带儿子偷偷地练，被人赶走后又重新找地方。
“这种东西真的就是靠时间，靠你付出的时间、精力，把孩子共同打造成所谓的那一波最好的孩子。真的，我观察到别人家也是一样，你要在哪个地方做的很出色，必须是家长要沉浸在这里面陪着他去做。”刘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刘潇认识人民大学某学院院长的夫人，她的孩子从小就跳级上课，初中已经学完了高中课程，几乎拿到了美国所有顶尖学校的offer，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刘潇很佩服这位母亲，“她就是把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这个孩子上了，一坐到办公室就开始看孩子的试卷，80%多的时间全部都是在孩子那儿，也得到了结果。她觉得她的乐趣和成就感就在这一块。”
安柏的一位女友，自从有了孩子，买衣服从奢侈品降为快时尚品牌，“变得神经质般节俭的同时，给孩子花钱却异常强悍，拦都拦不住”。奶粉一定要澳大利亚进口，一套绘本花上万元，钢琴要买意大利原装的C.BEAR。另一位朋友五年没有添置新衣，给孩子随手报名了国外大学的“天才营”考试，3周4200美元，还感叹真便宜。
安柏给别人家上辅导班的孩子算账，发现读个小学就要100万。她有朋友抱怨，“养个小孩真不容易，一年上的补习班，够我买10个爱马仕包了，还是铂金包。”
“对家长的考验是这样，你要么就花钱找好老师，如果不想花太多钱，你就要自己花精力，反正你总要选一个。”安柏选择花精力，理工科出身的丈夫为给孩子辅导数学，随身带着数学练习册，开会间隙拿出来做题；安柏则报名了雅思网课，花三个月时间每天学英语，自己考到了7.5的高分。她感慨为了孩子，中年人也重新激发了学习热情。
安柏就职于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孩子开始准备小升初，加上家里长辈生病住院，她决心辞职，成为全职妈妈。她认为在工作里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没找到特别的价值感，“但是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我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她认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导致家长更容易把精力投入在孩子身上。“西方人的观念比较突出自我，中国人向来就很重视子嗣，你就是再成功，家里有很多房子、财产，结果还是给孩子，最后大家重心会放在后代上。”
刘潇一直觉得自己不算焦虑，但如果孩子成绩掉到班里十名之后，她还是会生气，“你就会忍不住要吼，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吼的妈妈，但还是会吼”。
“焦虑是很难去化解和减少的，整个社会环境就是推着你往上，你没有办法，大家不会对每个职业都有敬畏心，实际上还是会有圈层。”刘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成功的定义，多多少少肯定还是有些表面的。小孩自己都会说，谁家的房子好大、谁爸爸开的车挺好，他会觉得原来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是有能力的，这种定义是始终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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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倩茹教高中语文，她发现北京孩子和像她这样从外地考进来的一代人很不同，“外地孩子背水一战，可能终极一生都没有办法在北京立足，北京的考生相比于外地确实简单一些，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人家就算考不好又怎样？当下快乐就够了。”她教过的很多孩子在高三之前都很贪玩。
在北大附中，北大教工子弟多，许多学生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更愿意让孩子自由生长、接受素质教育，“像这类学生，通常也不是以清北为目标的，更愿意出国，或是上分数稍微低一点的中外合作项目”。如果想留在北京，大部分考入北京某间大学就能满意，“最后你发现大家学校都还OK，说得过去。”
“高考不是全国比较，是省内比较，北京就是跟北京的孩子比。有些省本身没有特别好的教育资源，很多县中反而比城市里要学得好，像衡水中学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花得精力越多，才读得越好，你不要想别的，就在那读书。”安柏分析，北京家长虽然看上去紧迫，实际上和其他地区一比，根本不用焦虑。
但对于海淀妈妈来说，让孩子在大城市立足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孩子其实不用上班了，家里有个几套房子，收收房租也行，但这不是我们想给孩子的人生，我们不是让孩子衣食无忧就解决问题了，也希望他能有一定的成就感，在事业上有一点成绩。”安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相当于受到更好的教育，他自己的格局、人生观也会得到提升。”
刘潇毕业于中山大学，丈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他们常对孩子开玩笑，“你不能跟你爸一样考人大”。丈夫曾有离开人大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机会，但考虑到孩子接受教育的优惠，选择留在了学校。刘潇承认家庭为孩子提供了资源，“这也算是我们人生规划当中的一部分了，实际上是默默地牺牲或者铺垫。”
海淀爸爸姚宗元和妻子都是在普通的工薪家庭中长大，高考考入了北京。儿子读的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基地班，正在备战全运会，比好了可能得到保送清华北大的机会。但他鼓励儿子不要去清华北大，接受自己当年的教训，要有更高的眼界，“你想去美国上大学，想去斯坦福，好处是你的导师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无论学什么专业，你见的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名人，记住了吗？你去听他的课，受他的影响，潜移默化。”
如果要描述海淀妈妈集体画像，安柏认为以高知家庭和“考一代”居多。安柏1990年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硕士，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她认为当时的教育是粗放型、野蛮生长，现在则是“精耕细作”。
“我们觉得接受教育还是能改变命运，就会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相信努力可以获得成功，这个逻辑是比较传统的思想。我们是这样一群人，相对其他的东西，觉得读书还是比较重要，放在优先的级别。”安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她听说过统计学里的“均值回归”：不管是外表、身高、运动能力还是学业水平，父辈的水平高，他们孩子的成就即使比常人高一些，和父辈还是相去甚远。“每个父母心里都会有暗戳戳的想法，希望子女超过自己，但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北大的，孩子再超过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去哈佛、去牛津也就这样，顶尖再往顶尖去是很难的。”安柏发现，“但如果一对父母连大学都没读过，那孩子读个一本或是上211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她对儿子的期望是考上985高校，但清楚现实是残酷的，光凭分数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少之又少，“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其实吃不了这个苦，从早到晚都要拼命地读，得像衡水中学这种方法才行，一分一分地抠，很多东西都要冲着满分去考。”
安柏最近读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再次意识到“二本和985真的没法比”。如今遍地大学生，很多公司只招985、211毕业生，“你如果从好学校毕业，你的选择范围是巨大的，但如果是很普通的学校，你就得等人家来挑你，（学校）就相当于是敲门砖”。
天才小神童的新闻层出不穷，安柏感觉整个环境越来越“鸡血”了。“妈妈焦虑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一旦没教育好，他的选择权利就会减少，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我的学历挺好的、工作挺好的，如果孩子不如我，那他怎么会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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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宗元有三个孩子，给大女儿的规划一直是申请美国的大学。高一时班主任问她晚上几点睡觉，她说九点睡，早上自然醒。班主任大为震惊，“都到高中了还睡到自然醒？晚上九点多钟就上床了？人家都搞到十一二点！”
2020年疫情爆发，妻子不同意女儿出国，女儿只好回到户口所在地福建参加高考，妻子在厦门陪读了一年。第一次参加模拟考试，女儿在全班50人里排名倒数，连考上大学都困难。“因为那边的孩子都是通过高考才能改变人生，他们早早地把目标就定在那了。”姚宗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相信，他们的学习能力或者见识跟女儿比，还是有差距的。
很多海淀家长从小学开始就给孩子定目标，姚宗元和妻子反思，他们对女儿学习的要求不够，导致她变得放松。“后来我跟我女儿说，你付出得不够，考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也没什么丢脸的，你没给我丢脸，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最终，女儿通过艺考被华侨大学录取。
姚宗元和妻子决定总结教训，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他们从小对儿子和女儿的要求就不同，“我跟女儿说的是，你干你愿意的任何事情都行，我跟你妈支持你，将来什么东西都留给你”。但儿子不同——“儿子干任何事情都是第一名，他就追求第一，他付出的比别人多，他就比别人强。”
儿子小学起就保持在年段第一名，中学入读足球特长班，不久前获得了全国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冠军。姚宗元从小对儿子说，“你作为男子汉，将来肯定要撑起一片天，如果姐姐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很差，你还需要姐姐来帮助，那你这个人生，你说你过得精彩吗？”
家长以孩子为傲的心态，安柏有深切体会。“孩子真的从一开始啥都不懂，话也不会说、路也不会走，突然一下子这个也会、那个也会，感觉就是一个天才。”但随着孩子长大，成绩排名越来越差，会逐渐意识到孩子的普通，“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是天才，但这也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
对于一些家长来说，人生的一大难关是接受自己的平凡，有了孩子之后，这个课题变成接受孩子平凡。“每个人都有对优秀的渴求，总要不甘心地去试一试，可能东试西试的就发现自己还真是挺平凡的。”安柏说，“从概率上来讲，大部分人肯定是平凡的，但是你能不能在平凡中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
采访中，几乎每位家长都说自己能够接受孩子平凡，但还是在言谈间对孩子寄予厚望。刘潇的说法是，“平凡没什么不好的，但这个平凡如果是他自己该有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比较消极的平凡，我是不太接受的。”
对姚宗元来说，孩子的前途就是要考好大学，“不是说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但在中国的这种竞争和选才体制里，你连大学都考不上，那叫什么前途？”
安柏见过最优秀的孩子是一位北大同学的孩子，在剑桥大学读书，思路宽广、与人交往非常得体，“一看教养很好，见识又广博，而且有兴趣爱好，自己有目标，都很有想法。”
唐倩茹当老师这几年里，印象最深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她的成绩不拔尖，但参加了各种创新科技大赛，最后被纽约大学在国内的合作学校录取。“确切地说，没有最优秀，只有最好的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你能获得幸福就很好，很成功了。”
经历了孩子“上岸”的残酷战役后，安柏发现，好的教育不应该让人越活越窄。“越活越窄就是你觉得没路了，就剩一个独木桥了，比如只能上名校这一条路。”她总结，“生命本来很辽阔，只有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才能拥有更多人生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刘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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