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技术隐痛：军队不敢使用无线电 | 短史记
发布时间：2020-10-16 20:21:35来源：短史记-腾讯新闻
说一个抗战技术问题：军队的“无线电困境”。
一、前线将领陈明仁的痛苦
陈明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将领，全程参与抗战。2017年出版了陈明仁的私人日记。该日记写作时，并无意对外公布，故留存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比如，陈在日记中写有一段关于“无线电通讯”的亲身经历。时为1939年11月13日，任陆军预备第二师师长的陈明仁，接到了蒋介石11月10日（蒸亥）发出的密电，却因手中没有该密电的密码本，无法将密电内容译出。陈焦虑万分。
日记原文如下（略长，不耐者可跳过，下文其他史料原文的引用亦同）：
“晴。四时许起来大便，见长沙方向大火，红了半边天。六时起床，即到部办公。并据报长沙昨夜自己放火破坏，秩序大乱，交通断绝，十时至午后一时，在五团二、三两营点名，二时返寓午餐。同时集合各部队主官会议。决定明晨暂向西移动。因交通断绝，无法请示，且奉到委座令，一元蒸亥电，无法译出也。七时许，马叔明兄来部，伊昨夜在长沙被火烧走，行李等件均损失，无处宿，故来此暂住。”
为知晓蒋对部队究竟有何指示，陈明仁在次日决定，前往益阳友军处寻求帮助（陈部当时驻桃源白洋河一带）。他觉得，友军处当有密码本，可以译出蒋的电报。
寻找友军的过程并不顺利。陈先是让人开车跑到益阳，发现友军已走；又开车跑去常德，途中还遭遇了日军空袭。如此这般，从凌晨三点，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
日记原文如下：
“三时起床，料理部队出发事宜后，于四时乘车往宁乡。六时许到达青草铺附近，觅一民房暂息，并烧红薯充饥。九时决定往益阳到友军处译净密电报，以便明了本师尔后之行动。讵抵益阳后友军均已开常德，乃将部务面嘱铁、李主持，予再往常德访霍军长（指霍揆彰）。二时许抵德山附近，适遇空袭，即在村中暂避，并买冷饭饱腹。四时许解除警报，五时抵常城，即走谒季澧兄，适遇霍军长。即将净密电托其代译，并请代为请示。六时在渡江码头遇香如（注：陈明仁之妻）等由白洋河经此往芷江。为求明了本师驻地计，嘱后方人员暂在附近待命，予即偕香如赴白洋河等霍军长回电，因54A驻澉市故也。八时许抵留守处晚餐后，于十时就寝。”
第三天，陈明仁前往友军处拿译电，却被告知，友军的密码本与该密电不匹配，根本译不出来。无奈之下，陈只好决定再赴常德，直接向上请示，并留在常德等待消息。
日记原文如下：
“晴。七时起床，八时乘车到54A部候回电。不料亦无净密本，无法译出，殊深为焦急，乃急电请示，决在常德暂候。十时抵常德，遇空袭警报，不能渡江。延至午后二时许始解除警报，予折回常城，寓武陵花园19号，晚在警备司令部接洽要公，并处理朱团事务。”①
折腾来折腾去，一直折腾到11月20日，陈明仁才获知消息（“据王主任在军政部得到确息”），依据上级指示，陈部队的未来动向是开往湖南黔阳。此时，距离蒋介石密电的发出时间，已过去了整整10天。密电的内容，陈明仁仍没有译出。当然，也已没有多少必要再去译出。
陈明仁日记
二、国民政府的痛苦
陈明仁的上述遭遇，其实只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无线电通讯”方面所受痛苦的一个小案例。
在“无线电通讯”这件事情上，国民政府长期处于一种“不得不用、却又不敢大用”的困境之中。
所谓“不得不用”，是指“无线电通讯”至关重要，是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工具。所谓“不敢大用”，则是指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保密能力落后，常被敌军破译，以至于在重要战事中涉及关键部署时，不得不舍弃“无线电通讯”，改用其它手段来传递信息。
国民政府所辖军队系统庞杂，在无线电通讯方面，长期缺乏合格训练，业务人员对保密工作，也多缺乏准确认知。所以，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曾屡屡发生无线电密码泄露事故。
1933年5月，蒋介石在江西崇仁对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即痛批军队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不注意保密，密码本经常丢失。“以致我们无论什么密码，他都能译出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军队吃了不少的亏”。蒋还说，自己“亲自把密码统统重新改编”，也只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起到了效果，之后，“又因为少数部队不小心，……又有走漏军机的事情”。蒋告诫这些军官：“以后大家要注意，万一我们失败，甚至被俘，最要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密码本，想法子毁掉”。
告诫归告诫，蒋对国民政府的“一般官兵”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能力，整体上仍是持悲观态度的。所以，他认为最好的保密办法，就是军队尽可能少用无线电通讯：
“现在我们一般官兵，尤其是在后方的机关，有一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事，总是好用无线电来通消息，比方报告自己今天到了什么地方，明天又预备到什么地方，他自己以为这不过是报告他私人的行止，就是给敌人知道了，也不相干，何况是用密码，敌人那里会知道呢。殊不知敌人只要得到一点蛛丝马迹，他就有线索可寻，他知道你私人行动，就可以推断你军队的行动方向，像这样无意中泄露军机的，不晓得有多少。所以以后对后方不准用收发无线电，就是前方也是非万不得已，不可用无线电通消息，应当一概用有线电，至于不重要的事，根本不要用电报通讯。必须如此，才可以保守机密，这是以后关于使用无线电所要注意的。”②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敢用无线电”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比如，1937年7月，淞沪会战前夕，蒋介石以电话的形式命令机要秘书毛庆祥，要他告诫“南京各省各军”：不要发无线电，以免泄露消息给日军。
电报原文如下：
“对于南京各省各军……应设法切实告诫彼等，电码发电无异于明告敌人消息与秘密，千万勿发无线电，专用有线电或电话报告为要。并定严重处罚之法为要。”③
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在1937年10月2日的日记里感叹说：延安的军队敢用无线电，没人能破译盗窃他们的信息；但我军却因为在保密工作方面“不肯努力”，以致于“至今不敢用无线电”。
徐的日记原文如下：
“国人一般病症，即见人美不问自己如何，以为一学即得，不知彼之所能，亦非容易得来。譬如朱、毛军可以用无线电，世人无能窃之者，我军因不能密，至今不敢用无线电。即此一端，亦见吾国军全体之不肯努力矣。”④
徐永昌日记谈无线电问题，图片来自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网站，图中横线系笔者所加
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完全不用无线电通讯，当然是做不到的。
抗战期间，前线部队为求便利，多倾向于使用自制的密电码。这些密电码，与军委会下发的密电码相比，要粗糙许多，保密能力自然也更差。所以，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讲话时，曾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蒋要求前线军官：绝不能因嫌军委会下发的密电码翻译起来很繁琐，就放弃使用，更不能改用自制的保密性能更差的密电码。而且，即便是军委会颁发的密电码，也要限制使用次数，“顶多不过三次或四次”，不许贪图翻译起来已轻车熟路就长期使用，进而让日军找出规律破译。
蒋的讲话原文如下：
“第十一个缺点，就是缺乏秘密的习惯。凡是无线电有线电密码，随便泄漏，或被敌人偷取，这是我军此次失败的最大原因。我们一般官佐士兵，缺乏保守机密的精神，对于通讯的知识和技能，平时缺少训练，战时尤不去研究，以致发生这种大的毛病。今后我们要严切改进，凡是团长以上官长对电报密码，必须妥密保存，谨慎使用，对一般通讯官兵或电务人员要严加训练监督，并且随时考察，凡已经用过多次而又普通易译的密码，就要谨防被敌人偷去，应即作废，停止使用。至于一般电务人员怕劳苦，怕麻烦，散漫疏忽的毛病，尤应严厉督促改正过来！以后军事委员会颁发各军密码虽较难译，但可防止敌人偷窃，各军高级官长应谨慎保管妥慎使用，每种并须限制使用次数，顶多不过三次或四次。总之，电报关于军机，非常重大，各级官长必须以综理密微的精神切实改进，尤须养成部属严守秘密的习惯，才可以纠正过去泄露情报贻误军机的缺点！”⑤
其实，军委会也测试过各战区自编密电码的保密能力。据徐永昌日记，1938年3月，军委会曾“接收第二战区各军互相通电而试译之（指非中央所发之密码以觇其密否）”，也就是尝试接收并破译第二战区各军队之间的来往密电。8月份，“郑处长报告，接得第二战区密电三十余份，费时半月，皆未译出，该密码方法可采用”，结果是军委会没能破译出来。⑥
徐永昌日记谈军委会测试战区自制密电码，图片来自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网站，图中横线系笔者所加
不过，军委会破译不了各战区的自制密电，不代表日军破译不了。1941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教训部分的一项重点内容，就是密电码可以很轻松地被日军偷译。故此，蒋要求各部队之间，要增加传统通讯手段，比如“递步哨，民众守望哨”之类。
蒋的讲话原文如下：
“这次长沙会战，我军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各部队通讯准备太欠缺，以致一旦电讯被敌人破坏，彼此之间，就无法切取联络。这一点，我以为你们平时已经注意，不料大家完全没有作到。今后各部队之间，除电讯以外，应设法多多准备各种副通讯与补助通讯，如递步哨，民众守望哨等，都可以于事先准备着。要知道：现在电讯极不可靠，无论有线或无线电报与电话等，敌人都可以窃听，尤其他使用骑兵与降落伞部队，到处扰乱，带了电台，偷取我军的电报电话，再用无线电打出去，报告他们的司令部，因此，我军无形中常常要遭受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不怕他的伞兵扰乱，而怕他降落在穷乡僻壤，偷取我军的电讯，这是我们最要严密防范的。”⑦
1941年前后，为提高各战区无线电通讯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军委会开始筹办“译电人员训练班”。参加该班学习者，都是军队里的专业译电人员，由各部队保送而来。无线电专家池步洲说，之所以要开设这样的训练班，是因为军队对无线电通讯的保密工作一直都不到位，技术上不足，意识上也不足。最要命的，是重庆军委会的密码本，本来具有很高的机密性，日军是不容易破译的；然而，下面的军队将领互相通电时，贪图方便，用的往往是自制的密电码，很容易被日军破译。他们又会在互相通电中谈到军委会密电中的部署事宜，日军顺藤摸瓜，从军队自制密电码的内容反推，就可以破译重庆的密码本。那些头脑简单、军阀出身的将领，根本意识不到这类问题的存在。
池步洲的原文较长，但极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国军队无线电通讯的困境，故照录于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什么要开办这个译电人员训练班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里的长官们对部队之间电讯来往的保密工作普遍重视不足，以致抗日前线的军事部署、部队的调动等军事机密，往往被日军从截获的军事电讯中侦译得悉。一个战役还没有开始，日军对我军的作战意图和部署就已了如指掌，甚至故意在其同盟社的新闻电中透露一二，扰乱我军的部署。按理说，我方军委会下达的军事部署、作战命令和部队长向军委会报告作战情况，用的都是毛庆祥的机要室编发的密码本，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对日军应该是可以保密的。问题是出在部队长之间相互来往的私人电讯上。这些部队长都是用他们自己编的保密性很差的密码互通情报的，很容易被日军破译，因此日本人不必花大力气去研究破译我方军委会使用的保密性很高的密电码，便可轻易获得我方的许多军事机密。国民党军队里的部队长，有不少人是头脑简单的军阀，他们认为自己编的军用密码从没有给外人看见过，怎么会被敌人破译出来呢？传闻有一次土军阀石友三驻重庆的办事处处长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听说我们来往的电报，已被中央译出来了。’石在回电中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起门来编的，没有第三个人看见过，不会被中央知道的。’其实石友三暗中与日本人勾结的情况，早已被蒋介石的机要室从其来往的电报中侦悉无遗。因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长官们每多此等无知之辈，所以他们部队里的译电员们也往往图省事，不喜欢使用军委会颁发的手续复杂、费时费事的密码本。除了与军委会的通电不得不用以外，各部队相互之间来往的电讯就乐于使用他们自己编的密码本。这就是抗战期间我军军事机密常有泄露的原因所在。因此蒋介石就决定开办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轮流调训各部队的电讯主管和译电人员，以杜绝军事电讯的泄密现象。……轮训之后，才有了真正的保密意识，既会自己编出保密性较高的密码，也更乐于使用军委会机要室所颁发的密码本，所以抗战后期我军的电讯泄密事件就少得多了。”⑧
训练班的开设，主要是想让前线部队意识到自编密电码的幼稚之处，进而愿意使用军委会提供的密电码。然而，认识到问题所在是一回事，是否有动力去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国民政府下辖部队是一个大拼盘，许多带有强烈的军阀性质，有些部队的长官为防范重庆，不愿意让自己与内部将领之间的通讯内容，被重庆知晓，所以宁可冒被日军破译的风险，也仍倾向于使用自编密电码。
1938年5月30日，因有人遗失“麟”密电本，军委会临时补救变更了密电本的代码顺序。
三、日军的破译能力
因为存在以上问题，即便由机要室编制、军委会下发的密电码水平更高，破译难度更大，国民政府也始终对无线电通讯的安全问题战战兢兢。蒋介石多次亲自编订密码代名词，但他对军委会下发的密电码，一直都没有太多信心。
比如，在1942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参谋长会议上，蒋告诫各军参谋长，即便是军令部下发的密电码，用过三、五次之后，即有很大可能会被日军破译，不可再用，至少要做到一个月一换。前线军队还必须准备普通密码本和特殊密码本两种，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蒋的讲话原文如下：
“现在军中用的密码，除了普通密本之外，我们参谋长时刻要将军令部或主官所发的特别密本，带在身边，而军令部以后对于各级参谋长与参谋主任必须按期特别颁发一种密本，此种密本平时不用，非到战事最紧急或其主管官所用普通密本万一遗失时，立刻就可以拿这个预备的密本来代替，但一种密本，使用到三五次之后，就不能再用，否则，就一定要泄露出来。所以军令部以后对于发换电码密本，必须特设专科，无论机关部队或学校，尤其是前方作战部队必须规定每月换发一次，即令道路辽远，亦必设法用专车或飞机分发寄到，使他们每月都能使用新的密本。……现在我们用的密码，尤其无线电码，凡用过三五次后，敌人大概都可以偷译了解的……”⑨
这种担忧是有事实可证的。
1943年12月，六十六军游击队在日军卅九师师部附近，拾获日军飞机投下的一只通讯袋。根据通讯袋中的内容，日军对中国军队的番号和驻扎地点非常了解，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判断，十之八九是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已被敌方破译：
“敌对我之番号地点亦十分清晰，似此情形，恐十九仍系由我无线电所得，此事极值得注意。”
同月，第六战区在关于常德会战的总结汇报中，也重点提到：因参战部队使用无线电，“致我各部队行动多被敌侦知”，“如162师、194师战斗中所发之要旨报告，18军两河口之位置及九战区之追击部署等，俱记载于所获敌之文件中。”1944年6月，徐永昌又得知消息，“我远征军现在密码已为敌所能译，则其余可想，应亟研讨多方面的防范及最近的处置。”⑩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本文开篇部分，陈明仁的无奈遭遇：为防止密电码泄密，军委会给前线部队，主要是战区、集团军和军级单位，下发了不同的密电码和密码本，且控制了发放范围。陈明仁所部，是一个随时可能撤销的“预备师”，手中没有“净密本”，自然无法译出蒋介石的来电；附近的霍揆彰军，虽有与军委会直接联络的密电渠道，但手中的密电码却不是“净密本”。
于是，陈明仁只好望着重庆来电无可奈何地发呆。现代战争须使用无线电，但保密能力的不足，又让无线电的使用畏首畏尾，这是陈明仁在1938年11月跑断腿的根源，也是一种贯穿了整个抗战的隐痛。
抗战需要热血，也需要技术。
注释：①陈明仁/著，胡博、陈湘生/校注：《陈明仁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7，P137~139。②蒋介石，《统军作战制胜之道》，1933年5月8日在崇仁总指挥部对各军团长以上官长讲。③（台）“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10300-00001-010。④《徐永昌日记》，1937年10月2日。⑤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上）》，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讲。⑥《徐永昌日记》，1938年3月30日、8月6日。⑦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1941年10月21日在南岳讲。⑧池步洲，《军事委员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概况》（写于1983年）⑨蒋介石，《对于参谋业务军事教育与一般军事之指示》，1942年5月4日第三次参谋长第四次军事教育会议讲。1937年11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重编密码代名词。”可知机要室编写的诸多密电码名称出自蒋手。⑩《徐永昌日记》，1943年12月18日、1944年6月17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印，《第六战区常德会战经验教训汇编》，194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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