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最新力作：中美如何避免“愚蠢的战争”？
发布时间：2020-10-10 23:21:40来源：凤凰财知道
文章来源：公众号“褚自航”（caishiMV），金融外文翻译计划
翻译|严晓、邹百阳、赵紫桐、周思源、胡涛涛、刘琦
校对|褚自航、孙松明制图|刘琦排版|王潇怡
本文作者为桥水基金RayDalio，原文为作者9月25日发布在linkedin的文章第七章《TheChangingWorldOrder:Chapter7:US-ChinaRelationsandWars》
本文探讨的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持续冲突。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影响的不仅仅是两国的未来，而是对整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要点如下：
1.达利欧对于关系，权力，战争的主要原则：关系中的双方，都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相互威胁关系，不过这需要双方就彼此目标关系达成一致。拥有实力，尊重实力，合理使用实力。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实力相当，尤其是都能相互摧毁的时候，除非双方极其互信，即相信对方不会对自身制造难以承受的伤害或杀戮，否则很可能会发生一场致命战争。
2.中美两国现在的位置：所有国家的成功都有赖于维持其本身就领先的要素，同时不做出会导致其衰落的过度行为。非常成功的国家在200-300年里都能很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命运及其大周期循环的特征使得美国衰落，中国崛起。
3.历史上的五大类战争：
1）贸易/经济战，
2）科技战，
3）地缘政治战，
4）资本战，
5）军事战。
4.关于贸易战：到目前为止，中美还没有在贸易战争中陷得很深。目前的贸易协定已是最好的协定，所有贸易谈判要在美国大选后才会继续，切断任何一方重要基本进口品的举措都将标志着一场冲突的重大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都在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对内生产和“脱钩”。
5.关于科技战：科技战争是一场比贸易战争关键得多的战争，因为谁赢得了科技战争，谁就很有可能同时赢得经济和军事的竞争。战争目前看来，美国总体的科技实力更强，不过领先的优势在不同领域里不尽相同，并且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推动科技发展并且提高技术进步对决策帮助的质量。中美之间的科技行业脱钩是中美两国更大层面脱钩的一部分，这将对今后五年世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6.关于地缘政治战：主权，特别是涉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可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最危险的、难以和平解决的重要主权问题可能是台湾问题。中国有强烈的愿望，不希望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希望强行控制其他国家未来5-10年，除了其他领域的脱钩外，我们将看到哪些国家与这些领先大国结盟。除了金钱和军事实力之外，中国和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将如何进行--即，风格和价值观将很重要。看看这些联盟是如何组成的，将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集体实力较弱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拿下。
7.关于资本战：取代美元而使中国的货币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普通货币的过程，无论取得什么样的进展都需要时间，这应该被视为未来5年两国关系大脱钩阶段的一部分。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又一次被迫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做出选择：
a)试图通过更积极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更积极的资本战)来破坏这种演化路径，
b)接受这种演化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大、更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而牺牲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力，尤其是在未来的5-10年。
8.关于军事战：无法想象下一场重大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当一国内部出现大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有利时机。
9.关于文化战：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对于他们决定如何处理共同面临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是决定如何相处的最大因素。中国文化要求领导人和社会自上而下地做出大多数决策，要求高标准的文明社会，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通俗地说，就是要把创造出的机会和生产力成果带来的利益广泛地分配出去。相比之下，美国文化要求领导人自下而上地管理国家，要求个人的高度自由，偏重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崇尚革命性的思想和行为，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塑造了他们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文化差异让美国人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10.同自己的战争才是最大的战争：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最能掌控我们的强弱。因为使国家变得强大和弱小的因素非常清楚，而且这些强弱是可以衡量的。
自强则万强。
以下为翻译全文：希望对大家理解我们当下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行进的方向有所帮助。
前言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美国和中国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由于美中两国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是竞争对手，处于"冲突"或"对抗“中，我们会因此关注他们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冲突，其实只是经典旧冲突的新版本（例如，传统科技战争中的新技术，经典军事纷争中的新武器等），所以我们将总结此类历史事件的普适原则，并以此来看待这些新事件。
虽然文中会考虑一系列的可能性，但本章不会探讨未来的情形，那些对未来的展望将留至本书最后一章"未来"再展开。
另外，在本章中，除了传达事实，我还将分享个人观点（即不确定的猜测）。
(注：本书重新编排了系列的章节编号，将原本是第二章附录的内容成单独另立一章。因此，本章是继9月11日发表的观察文章"第五章：中国及其货币的大周期"之后的下一章，编号第七章）。)
和其他章节一样，如果您想快速阅读这一章，可以只读黑体字的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核心观点，可以读斜体字的内容。
首先介绍我对于“关系”的三个原则，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等--包括中美之间。就像其他原则一样，您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它们只是我所观察到并对我有用的原则。如果不感兴趣，可以跳过它们。
我在中美问题上，
对于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关系中的双方，都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相互威胁关系，不过这需要双方就彼此目标关系达成一致。
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以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为主，双方会考虑并试图提供对方真正所需，以换取相应回报。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尊重和理解的前提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和竞争，就像集市上的两个友好商人，或者奥运会场中的两支友好队伍那样竞争。
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互相威胁的双输关系，则主要考虑如何伤害对方，寄希望于让对方陷入恐惧，来获得己需。在这种两败俱伤的关系中，他们将面临更多破坏性的战争，而非有效的交流。
历史已经证明，小规模战争可能会超出任何人的控制，演变成大规模战争，其糟糕程度，甚至远超当权领导人的想象，所以几乎所有组织都希望自己选择第一种。
但任何一方都可以把第二种关系强加给对方，因为选择第一种需要双方同时遵循。在各方的心中，无论如何选择，决定因素是双方的相对实力。
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应该了解并重视，对方可以对自己施加怎样的压力，以及交流互换的价值，避免太过急躁；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双方应认识到，权力取决于承受痛苦和施加痛苦的相对能力。
当不清楚一方有多少能力奖惩另一方时，第一种关系更安全，因为如何伤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第二种关系则可以更明确的决定，在战争地狱结束后，哪方获得主导，哪方必须顺从。这就涉及到下面关于权力的原则。
我对于实力的主要原则是：
拥有实力，尊重实力，合理使用实力。
拥有实力是件好事，因为实力总是能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这是因为，当浪潮来袭，那些有实力按自己的理解执行规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有实力推翻规则和法律的人，都将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力的行使顺序如下：当出现分歧时，双方会首先尝试解决分歧，在不必诉诸规则/法律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努力达成一致。如果不行，则会尝试应用他们所共同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来解决分歧。如果这也不行，那些更执着于自身利益，而不是遵循规则的人，就会诉诸实力。
当一方使用实力，争端中的另一方也没被吓到屈服时，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对双方相对力量的考验。战争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无论哪种情况，无论何种代价，战争终将决定胜负。
一场战争通常会确立一方的霸主地位，随即而来的是和平，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显而易见的最强实体作战，除非这个实体不再是最强。届时，这种循环将再次开始。
尊重实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最好是通过协商达成最佳解决方案（除非想当烈士，这通常是出于无意义的自尊心，而非明智的战略考量）。
明智地使用实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实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别人给你想要的东西--即霸凌。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基石，这种关系比双输关系更有价值。换句话说，往往使用自己的"硬实力"并不是最好的路径，而使用"软实力"才更可取。[1]
如果一方处于双输关系中，则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这种现状，最好是通过脱钩的方式，虽然有时也可能战争。要明智地处理自己的实力，一般来说，最好不要把力量表现出来，因为这通常会使别人感到威胁，进而产生反抗，最终导致相互威胁的结果。
实力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像使用藏刀一样，在战斗时可以随时拿出。但有些时候，被迫展示自己的力量，并威胁使用它，对提高谈判地位和防止战斗也是很有效的。
了解什么是对方最重要的和最不重要的，特别是他们愿意和不愿意为什么而战，以及如何战斗，是很有价值的。这一点最好通过观察他们过去的关系类型和争斗方式来了解，并通过想象他们要追求什么，以及反复测试来校验。
但有时，相互试探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升级，使双方陷入两难困境，不得不在战斗和虚张声势被暴露之间做出选择。两方斗法的升级，也往往会让冲突超出任何一方理性中所希冀的范围。
所以，应该牢记在心的是，要知道力量的平衡点在哪里，即在战斗中谁会得到什么，谁会失去什么，因为这基本上是双方思考什么是"公平"解决争端时的理论基础，就和在法庭上，搞清楚什么样的协议条款，会导致怎样的辩论结果一样。
虽然一般来说，拥有实力是有利的，但对实力做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维持实力会消耗资源，尤其是时间和金钱。有了实力，就有了责任的负担。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实力越强越好，但我经常被一些不那么有权势的人的幸福感所震撼。
在思考如何明智地使用实力的同时，思考何时该协商，何时该战斗，也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意识到一个人的实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最好是在最强大的时候，依仗实力去谈判、执行或发起战争。也就是说，如果相对实力下降，早打早好，如果相对实力上升，晚打晚好。当然也有一些时候，为了维护或获取所需，战争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引出了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
我对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实力相当，尤其是都能相互摧毁的时候，除非双方极其互信，即相信对方不会对自身制造难以承受的伤害或杀戮，否则很可能会发生一场生死战。
想象一下，你面对一个即可以与你合作也可以杀死你的人，而你对他也一样，但你俩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办？即使最好的办法是合作，但可能更合乎现实的做法，是在被对方杀死之前杀死对方。
这是因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你，虽然你知道，在你杀死对方之前，他们杀死你符合对方的利益。在博弈论中，处于这种状态被称为"囚徒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为了避免致命的战争，有必要建立相互保证的保护机制，以防止对手可能造成的致命伤害。建立不容损失的互换利益和依赖关系，可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友善关系。
由于
a)大多数战争，都是在不清楚哪一方最强大的时候发生的，所以结果是不确定的，
b)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
c)输掉战争是毁灭性的，所以战争是极其危险的。
只有在有信心，损失可控的前提下，才能参战，所以必须认真考虑清楚，你所拚死而斗的是什么。
虽然在这一章中主要关注中美关系，但这是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参与的游戏，就像一盘多维棋局，要求每个棋手都要考虑其他关键棋手的（即国家）举措，而每一个参与方都有其所权衡利弊的因素（经济、政治、军事等）。
例如，现在参与这场多维博弈的其他相关方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它们都有很多考量点，这些将决定他们的行动。
在我的玩的游戏中，即全球宏观投资中，我知道为做出成功的决定，要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是多么的复杂。也知道，我所面临的复杂程度远比不上那些掌权者，也无法像他们那样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因此，如果认为我比他们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了解该如何处理它们，那是傲慢的。
出于这些原因，我仅在此给出自己的观点。但也会坦诚的告诉大家，在各种战争的背景下，我是如何来看待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
中美各自处境
在我看来，是命运及其大周期循环的特征，使这两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处于现在的位置。它们导致美国经历了一个正循环的大周期繁荣时代，繁荣时代的带来一些过度行为使得美国在一些领域衰落。
同样，它们也使得中国经历了大周期的衰退时代，产生了无法忍受的恶劣问题，从而引发革命性的变化，并使得中国现在处于上升状态。
例如，命运和大债务周期导致美国现在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的债务过多，缺口不断扩大。而又无法用硬通货来偿还，所以不得不通过印钞票，来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资金；这是典型的在债务周期后期所采用的债券货币化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典型的糟糕状况，正是因为美国太强大而过度行动产生的后果。
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使得美国人，可以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借款，美国因此大量欠款，处境岌岌可危；也使得这些国家，处在持有一个债台高筑国家债权的尴尬境地，而这个国家，不仅债务在迅速增加和货币化，还向债权国支付了庞大的实际意义上的负利率。换言之，正是因为经典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想要在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存很多钱，这也导致中国人向缺钱的美国人放了很多贷，于是当双方发生战争时，中美将处在一种尴尬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
命运和财富周期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美国的发展和财富提供了激励和资源，并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差距正在引发冲突，威胁着美国国内的秩序，也威胁着美国是否能维持强大的生产效率。
在美国崛起的同时，中国正是由于债务高筑，货币疲软，内部矛盾，以及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引发了经济大周期衰退；而这些极端糟糕的环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推动了激励机制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中国因此获得了巨大进步与财富，以及越来越受关注的贫富差距问题。
同样，命运和全球权力周期的运作方式，也让美国现在处于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a）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战，b）撤退。
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二战中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使得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a)台湾问题--一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它在世界何处，也不会拼写它名字的地方，b)撤退，之间做出选择。
正是因为这种命运和这种全球权力周期，美国在全球70多个国家设有军事基地，以捍卫其世界秩序，尽管这样做并不经济。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有赖于维持其本身就领先的要素，同时不做出会导致其衰落的过度行为。
非常成功的国家在200-300年里都能很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帝国的兴起和衰落，以及中国过去1400年的王朝更迭。时间线也到了现在。
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把我们当下的处境对应到历史故事的大背景中，并看到事物运作的因果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
现在，我们需要更详细地分析我们当下的处境，也希望不要忽略了大局。当我们细细分析时，一开始不起眼的事件--TikTok、华为、香港问题、关闭领事馆、调动舰队、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政治斗争、社会冲突，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将越来越受我们关注，以至于这些事件以后每天都会像暴风雪般向我们袭来。
这些事件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用一章以上的篇幅来研究，但考虑到篇幅问题，我下面就讲一讲主要的问题。
历史上有五大类战争：
1）贸易/经济战争，
2）科技战争，
3）地缘政治战争，
4）资本战争，
5）军事战争。
虽然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希望通过合作解决纠纷而不是"战争"，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些“战争”有时候不可避免。我们应该通过历史案例和我们对当下事实的发展来思考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应对。
我们不应该把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误认为是单独的个体事件，而更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潜在更大矛盾引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表象。在观察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并试图理解双方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想加速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而且中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实力），还是想缓和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会更受益）？为了防止这些局势失控，双方领导人必须明白哪些是预示矛盾升级的"红线"和"绊脚线"。
现在，让我们以史为镜回顾一下这些战争。
贸易/经济战争
像所有的战争一样，贸易战争可以从一个无关痛痒的争端变成真刀真枪的威胁，这取决于双方想把斗争进行到什么程度。
到目前为止，中美还没有在贸易战争中陷得很深--只是包括经典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这让我们想起了在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看到的关税和进口限制（例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我们也看到了中美之间进行的贸易谈判以及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该协定还是一份早期谈判成果，有很多未涉及的内容，目前依然在实行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阶段的"谈判"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筹码，而不是期待国际法令或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来公平解决。这种试探将会奠定这场贸易战未来发展的基调。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试探会发展到哪一步并且以什么形式呈现。
除了贸易争端之外，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通常有三大批评论调：
1.中国政府推行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干预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不公平地保护国内产业。
2.中国为中国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支持，其中最明显的是意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3.中国人获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其中有些行为被认为是政府支持的，有些不是政府直接授意的。
一般来说，美国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既试图改变中国的政策（例如让他们向美国人开放市场），又模仿中国的政策（例如向中国人关闭美国市场）。
美国人不会承认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获取知识产权），就像中国人也不会承认一样，因为承认做这些事情造成的公共关系影响实在太大。
所有的领导者在招募自己事业的追随者时，都习惯把自己置于道德的高点。这就是为什么双方都做了不光彩的事，而我们却只听到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指责。有一个原则是...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保持道德制高点很容易。然而，当事情变糟时，人们更可能去做之前认为不道德之事并为自己辩解（之前不道德的事现在却变成道德的了）。
当事情变得更艰难时，理想化的手段和实际运用的手段之间的分裂就产生了–完美的理想主义主要用来安抚国内的公共关系，而实际使用的手段是为了赢得博弈。
这是因为在战争中，领导人要让民众相信"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这也是凝聚民众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狂热地情况下，民众甚至愿意为此不顾生命。
如果向人们解释"战争中除了强加给自己的道德法则之外没有任何法律"或者"我们必须和敌人遵守的同样的规则，否则我们就得自发单手迎战"的话，虽然道义上不假，这样说没法鼓动民众的斗志。
关于贸易战争，我相信我们已经差不多看到了最好的贸易协议，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改善的可能性，我们不会很快看到任何条约或关税的变化，因为所有的贸易谈判都已暂停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除了选举之外，很多事情的发展都取决于谁会赢得大选以及他们处理这场冲突的方式。这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如何对待即将到来的大周期产生很大影响。
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两党达成的共识，也许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对中国要强硬。美国人能强硬到什么程度以及中国人会做出何种程度的反应，现在都不得而知。
这场战争会如何恶化呢？
通常，贸易/经济战争最危险的环节是国家间切断对方的基本进口品（例如，中国切断美国的稀土元素，而稀土元素是生产很多高科技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所需要的，以及美国切断给中国的基础技术的供给）或者同时切断彼此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基本资源的可能（例如，美国切断台湾的半导体，中东和俄罗斯的原油，或者澳大利亚的金属对中国大陆的供给）--就像美国当初在同日本开战前切断其海上石油供给一样。
到目前为止，尽管事态有朝这一方向恶化的趋势，但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一步。我没有说这样的矛盾升级很可能发生，而是要强调，切断任何一方基本进口品的决策都可能加剧冲突导致矛盾更加糟糕。如果冲突没有加剧，那么事态的演变将重回正轨，国际收支平衡的变化将取决于双方国家自身竞争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都在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对内生产和“脱钩”。[2]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未来5年里，我们可以预想到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独立。显然，未来5-10年，中国会比美国更快地减少对对方的依赖程度。
科技战争
科技战争是一场比贸易战争关键得多的战争，因为谁赢得了科技战争，谁就很有可能同时赢得经济和军事的竞争。
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主流科技领域的主导者，而这些主流的科技领域也是未来产业的支柱。中国科技行业在中国国内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也在海外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者。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例如，来自台湾的半导体芯片）。这种现状使得中国技术在成为美国技术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受制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基本技术的封锁。
目前看来，美国总体的科技实力更强，不过领先的优势在不同领域里不尽相同，并且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
例如，虽然美国在高级人工智能发展方面领先，但在5G方面却落后了。粗略地来说，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是中国的两倍左右，而中国公司的市值上升速度快于美国的同类公司，也折射了这一现状。这个计算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没有包括一些大的私人公司（如华为和蚂蚁金服）和非公司（即政府）引导的技术开发，在中国这些政府扶持的技术研发的规模比美国大。
如今，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全球第五和第七大科技公司，紧随美国一些最大的"FAAMG"股票之后（译者注：“FAAMG”指代美国现在市值前五的科技巨头，包括Facebook脸书,Apple苹果,Amazon亚马逊,Microsoft微软和Google谷歌）。
中国正在主导着一些最重要的科技领域的发展。例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超级计算机有40%在中国，中国在5G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的某些维度以及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某些维度上，中国也处于领先地位。
在其他技术方面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金融科技，以美元结算中国的电商交易和移动支付的交易额是全球最高的，远超美国。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正在秘密开发的技术，这些是我甚至美国最知情的情报部门都不知道的。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推动科技发展并且提高技术进步对决策帮助的质量。大数据+大AI+大计算=更优秀的决策。中国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超美国（中国人口还是美国的四倍多），并且中国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和大计算以充分利用这些数据。
中国投入到相关技术领域的资源量远远大于美国。风险投资人和政府都在向中国开发者提供几乎无限的资金。每年中国大学里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专业且毕业后去科技行业工作的学生数量大约是美国的8倍。
然而美国并没有落伍，因为美国的科技实力总体上是领先的（尽管它在某些领域落后了），并且有享誉世界的创新中心，特别是那些顶尖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只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以更快的速度提高使得美国在科技领域相对领先的地位下降了。
36年前中国的领导人对我送给他们的掌上计算器赞叹不已，想象一下又一个36年后他们可能到达哪里，36年并不遥远。
为了打击来自中国的技术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是阻止中国公司（如华为、TikTok和微信）的产品在美国境内的使用，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上的使用，并可能通过制裁损害这些公司的生存能力，使它们无法获得生产所需元件。
美国这样做到底是因为
a)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进行JD活动，
b)美国担心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更具竞争力，抑或是
c)作为对中国人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报复？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但毫无疑问，这些（受到美国政府针对的）中国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正在更快地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面对竞争，美国选择了遏制甚至扼杀带来威胁的科技公司。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前当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有极大优势时没有选择技术封锁，而如今在它优势缩水后开始切断获取知识产权的途径。
现在中国也已经开始针对美国进行知识产权封锁，这将美国愈发不利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在很多方面都在变得更好。从一开始惊叹于廉价的计算器，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说到技术获得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2019年CNBC全球CFO委员会的调查中，每5家北美公司中就有1家声称知识产权被中国公司获取[3]），但仅仅如此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被处处针对。
如果一家公司触犯了一国的法律（例如，如果华为在美国销售的产品里有信息获取设备），大家期望看到这样的罪行被合法起诉因为这样就可以看到华为技术中嵌入信息获取设备的证据。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证据。
攻击中国科技公司的一个重要或者说更大的动机是对这些公司日益增长的竞争力的恐惧，但决策制定者们不会这样说。美国领导人不能承认美国科技的竞争力在下滑，也不能向美国民众明辩反对自由竞争，因为美国民众历来都被教导竞争是获取最好的结果公平且最佳的途径。
事实上有记载以来，获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就一直在反复进行着，而且向来难以提防。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述，英国人对荷兰人这样做了，美国人也对英国人这样做了，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具竞争力。"偷窃"意味着触犯法律。
当国家之间发生摩擦时，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而决策背后的真正动机并不总会被大众所知。我不是说美国采取这些具有侵略性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不好的，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好的。我只想说真正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像报道所说的那样。
长期以来，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存在，以保护公司免受外国竞争。华为的技术当然是有威胁的，因为它比美国的技术好。
看看阿里巴巴和腾讯，将它们与美国的同类公司进行比较。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没有进入美国市场？这其中大部分原因就像亚马逊和其他一些美国科技公司没法在中国自由竞争一样。
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科技行业脱钩是中美两国更大层面脱钩的一部分，这将对今后五年世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科技战恶化后会变成什么样？
目前美国还是保持着技术优势的（虽然这个优势在快速减小）。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依然非常依赖进口技术。这些技术来自美国，或者其他美国可以影响的技术渠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中国的弱势，也是对美国非常有利的武器。
技术优势在半导体领域中显现的最为明显，在其他高科技领域中也有体现。值得关注的有趣动态之一是，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作为世界上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大量芯片，而这家公司可以收到美国政策的影响。
很多受美国影响的进口技术对中国的福祉十分重要，而相对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技术对美国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了中国获得必要技术的渠道，那将意味着战争风险的重大升级。另一方面，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5-10年后，中国在技术上将比美国更加独立和强大，届时我们将与这些技术更加脱钩。
地缘政治战争
主权，特别是涉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可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我们所知，"百年屈辱"时期以及其间外国"蛮夷"的入侵，给了中国正当理由
a)在自己的疆域内拥有完整的主权，
b)拿回中国被夺走的部分(如台湾和香港)，
c)加强国力，永远不再被外国势力入侵。
中国对主权的渴望，以及保持自己独特的做事方式（即文化）的愿望，是中国人拒绝美国人要求他们改变中国内部政策的原因。一些中国人指出，他们并不支持美国目前如何对待其境内公民的方式。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文化上有改宗的倾向--即把自己的价值观、犹太教-基督教信仰、道德观和运作方式强加给别人。这种倾向从十字军东征之前就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对他们来说，主权风险和改变信仰的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按照现有的政策和政府结构，以及遵循中国特色的方法来处理事务，是中国不可动摇的主权和能力。
关于主权问题，他们还指出，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美国能够推翻他们的政府，是不能容忍的。我相信，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可以为之拼死一搏的生存威胁。[4]美国要想防止热战，就必须谨慎对待中国。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期望通过非暴力模式探讨。
最危险的、难以和平解决的重要主权问题可能是台湾问题。
许多中国人认为，除非被迫，否则美国永远不会兑现其暗示的承诺，即允许台湾回归中国。他们指出，当美国向台湾人出售F-16和其他武器系统时，美国看起来不像是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既定目标。
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拥有与美国对立的力量，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和统一。他们默认，如果面对可与之抗衡的力量，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会更加理智。
据我了解，中国正在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并且，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会在未来高速变强。所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新出现的主权争夺战，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次台海危机"，我会非常担心。
美国会不会为保卫台湾而站到台前？不确定。美国退缩，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羞辱。它将标志着美帝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衰落，就像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及其他地区的结束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种失去部分土地。例如，就英国而言，它标志着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
美国越是在保护台湾上作秀，战争失败或撤退的屈辱就会越大。这一点令人担忧，因为美国一直在做着相当大的保护台湾的表演，而命运似乎让这一切更接近于现实。如果中美真的因台湾发生战争，许多美国士兵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美国是不受欢迎的。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会不会导致更广泛的战争。这让大家很恐惧。希望这种恐惧，如大家对信任感破坏的恐惧一样，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
同时，从我的讨论中，我相信中国有强烈的愿望，不希望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希望强行控制其他国家（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及国际事务的愿望相悖）。我相信，中国领导层了解热战将是多么可怕，并担心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无意间滑入热战。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更希望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而且我猜想，他们会很乐意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红线"（即对可以妥协的事情的限制，如果越过就会导致一场热战），他们预计未来会面对更多的挑战。正如中国领导人在2019年新年致辞中所说："放眼世界，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这些变化带来什么，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5]
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有一些地区是双方都认为最重要的，主要是基于距离远近（他们最关心离他们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获得必需品（例如，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被切断必需的矿物和技术），其次是他们的出口市场。
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地区首先是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区，其次是他们边境上的地区（如中国海域）和关键供应通道上的地区（如一带一路国家）或关键进口品的供应国，第三是对联盟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其他国家，依次类推。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显著扩大了在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活动，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这在影响地缘政治关系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这些活动是经济性的，是通过增加对目标国家的投资（如贷款、购买资产、建设道路和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以及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而发生的，而美国却在退却向这些地方提供。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思考关于允许中国人在其境内购买资产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竞争国家建立类似于支流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距离越近，中国就越希望对它们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形势，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纠结到底是与美国结盟好还是与中国结盟好的问题，其中最接近中国的国家最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在与世界各地领导人的讨论中，我多次听到有人说，有两个首要的考虑--经济和军事。他们几乎都说，如果要在经济上选择，他们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贸易和资本流动上）对他们更重要；而如果要在军事上选择，美国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需要保护时，美国会不会在军事上保护他们。大多数人怀疑美国是否会为他们而战，亚太地区的一些人也怀疑美国是否有实力在想赢得战争时即可赢得战争。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意义重大，其工作方式与二战后美国为主要国家提供经济利益以帮助确保所需关系的方式大致相似。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消退。
很多年前，美国还没有重要的竞争对手，所以美国只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就会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会遵从，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唯一的对手大国是苏联（它并不是什么对手）、它的盟友和一些不是经济对手的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在消退。在多边组织中也是如此--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院--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在美国世界秩序建立之初建立的。随着美国从这些组织中抽身而出，这些组织正在被削弱，而中国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未来5-10年，除了其他领域的脱钩外，我们将看到哪些国家与这些领先大国结盟。除了金钱和军事实力之外，中国和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将如何进行--即，风格和价值观将很重要。看看这些联盟是如何组成的，将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集体实力较弱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拿下。
也许最值得关注的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自1945年世界新秩序开始以来，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中，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人结盟，以中和或压倒第三个人。俄罗斯和中国各自拥有很多对方所需要的东西（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军事装备从俄罗斯获得，俄罗斯的资金从中国获得）。
另外，由于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它将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盟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各国在与美国或中国的问题上（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是否一致来开始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外，两国的国内政治风险和机遇当然也很大。这是因为有不同的派系在争夺政府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领导人的更迭，从而产生难以预料或无法预料的政策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几乎是不可能预料到的，但也有迹可循，因为无论谁当家作主，都会面临现在存在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正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大周期方式展开。
由于所有的领导者（以及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的这些演化周期的所有其他参与者）都会在这些周期的不同时期上任和下台，他们（和我们）都会遇到一定的可能情况。
由于历史上其他的人也在过去周期的相同部分来来去去，通过研究这些其他人在类比阶段遇到的情况和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遭遇，并运用一些逻辑，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一些可能性。
资本战争
资本战的两大风险是与资本隔绝（这对中国的风险比对美国的风险更大）和失去自己的储备货币地位（这对美国的风险比对中国的风险更大）。
在第五章，我回顾了经典的资本战动作。它们都是中美战争中的可能性。这些招数的现代术语是"制裁"。其目的是切断敌人所需的资本，因为没有钱=没有权力。制裁有多种形式，大类有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每个类别下又有很多版本和应用。
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的制裁约有8000种。[7]我不打算深入研究各种版本和目标，因为这太离谱了。最主要的是要知道，美国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制裁武器库。最重要的是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最大，它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它有能力切断大多数实体获得资金和信贷的途径，通过威胁那些与目标实体打交道的金融指令将被切断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阻止金融机构与它们打交道。这些制裁绝非完美无缺或包罗万象，但总的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由于金融市场制裁非常有效，自然会使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制裁伤害的国家想方设法绕过制裁（如发展替代性支付系统）或削弱美国实施制裁的权力。例如，俄罗斯和中国都在遭遇这些制裁，而且遭遇更多制裁的风险要大得多，现在它们都在开发并与对方合作开发替代性支付系统。中国央行将很快成为第一个提出数字货币的主要央行，这将使数字货币的使用更具吸引力。
取代美元而使中国的货币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普通货币的过程，无论取得什么样的进展都需要时间，这应该被视为未来5年两国关系大脱钩阶段的一部分。
美国最大的权力来自于印钞权（即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以及与此相伴的所有运营权（如对清算系统的影响）。美国有可能失去部分这种权力，而中国人则有可能获得部分这种权力。这是因为购买和持有美元债务的可取性正在降低，因为：
a)根据一些良好且长期衡量储备货币持有规模的标准，外国人的投资组合(最重要的是政府控制的投资组合，如中央银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数额不成比例的大。[8]
b)美国政府和美国央行正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的数量，速度快得吓人，而且如果美联储不将大量债务货币化的话，数量将很难找到足够的需求；
c)持有这些债务的金融激励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美国政府对这些债务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收益率为负；
d)在潜在的战争时期，持有债务作为交换媒介或作为财富的储存，不如在和平时期理想。此外，中国持有的大约1万亿美元的债务（顺便说一下，这只相当于大约美国27万亿美元未偿还债务的4%左右）是相关风险。
另外，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对它们采取，因此，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会增加这些资产的其他持有者对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风险认知，从而减少对这些资产的需求。
另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够在大多数国家之间自由兑换并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如果美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美元的流动进行控制和/或以违背世界利益的方式运行货币政策，那么就会使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价值降低。
正如你所看到的，美元贬值的影响因素正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美元的被广泛使用，使得美元处于独特的强势地位，这使得美元更有价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国正在测试同时存在多少极限：
a)创造出巨额的美元货币和债务，
b)实际回报下降且为负值，
c)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可以通过资本控制限制美元的使用)，
d)法币货币体系。
我们不会知道极限是什么，在达到极限之前，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到了。而到了那个时候，再想修复就太晚了。从我对过去历史上存在这些情况的极端案例的研究，以及我们对当前和即将到来的美国货币和债务的供应和需求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债务的购买者正在测试在不破坏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可以从储备货币中挤压多少货币和信贷的极限。
从与世界上对这一领域最了解的人，包括现在掌管世界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和过去掌管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交谈来看，没有一个人在向我出示证据时—证据即包括历史案例与当前案例的关系，以及当前美元计价货币和债务的供求状况，不同意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领域，并在测试可能的极限。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有信心美元的价值或作为储备货币在不久的将来会大幅下降。
美元和美元债务的情况就像利率的情况一样。如果几年前你问这些极端情况是否会达到--即我们是否会出现名义和实际的长期负利率，而在资本市场上的债务和借贷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没有实施资本管制来迫使这种情况发生--所有这些有识之士都会说"不可信"。
这是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且很难弄清楚为什么该债务的持有者和购买者会接受这种交易，而不是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如果看看过去的极端情况，当最大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货币化以如此巨大的数量存在，并且利率保持在低水平时（那是需要政府资本控制和利率目标的战争年代），看看最通货紧缩和最萧条的经济时期，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不可信"是一个聪明的评估。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通过观察谁出于什么原因买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然而，这个教训与人们在市场上经常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合理的事情比人们所期望的更经常发生。
因此，虽然大多数人，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都同意我们正在测试极限，但没有人，包括我在内，应该肯定地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很快就会被大大削弱。
然而，我们可以认识到它到来时的样子，并知道，如果它到来，可能将无法阻止。会有美元债务的持有者在将资产投入其他地方时抛售美元债务，会有很多聪明的债务人借入美元债务，他们会利用这种廉价的资金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些举动将要求美联储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选择：
a）让利率上升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因为这种上升会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
b）通过印钞来购买大量的债务，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债务的实际价值。
正如第2章和第3章所描述的那样，它将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货币防御。正如该章所解释的那样，当面临这种选择时，中央银行几乎总是印钞、买债，并使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会变得自我强化，因为持有货币所得到的利息不足以补偿货币的贬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货币和实际利率达到可以建立起新的国际收支水平的水平，也就是一种花哨的说法，直到有足够多的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被强制出售，以及美国有足够多的人削减购买它们的行为，从而可以用更少的债务来支付。
关于美元，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既然没有好的替代货币来取代美元，那美国怎么会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呢？"那么，让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问题。储备货币资产及其目前占所持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如下：
这六种货币的使用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影响其相对吸引力的基本面因素。正如本研究报告前面的图表所解释和显示的那样，一种储备货币的使用量，就像一种语言的使用量一样，落后于使用它的基本原因很多年，因为货币的使用量是不容易改变的。
目前，使用最多的四种储备货币--美元、欧洲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1945年后的老牌领导帝国的货币，它们的基本吸引力有限，因为它们来自G5国家，它们和G5一样不合时宜。
至于这些货币各自的根本吸引力：
美元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重复了。
欧元是一种结构薄弱的货币，由各国通过货币联盟脆弱地联系在一起，而货币联盟在大多数问题上高度分散，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很薄弱。
日元是一种非日本人在国际上并不广泛使用的货币，它也存在很多和美元一样的问题，包括债务增加过快，而且被货币化，以至于支付的利率没有吸引力。而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一个领先的大国。
英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持有货币，它的基本面相对较弱，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地缘政治实力的大多数标准中，这个国家都是相对较弱的。
黄金之所以被持有，是因为它的作用时间最长，而且和英镑一样，是因为它是过去持有的，即在1971年之前，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没有前面所说货币被过度印刷的弱点。同时由于黄金市场的规模有限，所以黄金的数量规模有限。
中国人民币是唯一被选为储备货币的货币，因为它的基本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最大，它的经济规模大致是并列第一，它管理的货币对其他货币和商品、服务价格相对稳定，它的储备和其他优势都很大。另外，它虽然有很多国内债务需要重组，但它不存在0%的利率、实际负利率以及债务的印刷和货币化问题。它的缺点是，它的使用范围不广，它不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自由浮动，它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有待于更好的发展，它的清算系统不发达，它还没有获得世界投资者的信任。
历史表明，只要货币不被需要，就会被抛售贬值，资本会找到其他投资（如黄金、白银、股票、房产等）进入，所以货币贬值的发生不需要有一个有吸引力的具有替代性的外汇市场进入。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在没有替代性储备货币进入的情况下，使其储备货币地位降低。
如果美国不破坏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他们很可能会迅速发展，并越来越多地与美国的货币和信贷市场竞争。你不会一下子看到这一切，但你会看到它在未来5-10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正如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所示，这种发展符合事物的自然弧度。
而且，如果中国人继续实行稳健的政策，发展好自己的市场，这种情况的基本面是具备的。中国的资本市场、人民币、人民币计价的债务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为相对于它的基本面来说，它的投资太少了。例如：
中美两国是最大的贸易国，都占全球贸易额的13%左右（包括出口和进口），但人民币只占世界贸易融资的2%左右，而美元却占50%以上。如果要提高人民币的贸易融资比重是非常容易的。
虽然中国GDP占世界GDP的19%左右[9]（且增速比美国快），占全球股票市值的15%左右，但目前在MSCI股票指数中的权重只有5%左右，其资产在投资组合中只占外国资产的2%左右。
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整体上占世界GDP的20%左右，而且增长速度较慢，但它目前在MSCI股票指数中的权重超过50%，而且有48%左右的非美国资金在其中。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投资不足，是因为投资滞后于发展，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投资。
如前文对荷兰帝国、英国帝国和美帝国的发展所做的解释和说明，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和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等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发展，是每个帝国发展成为领先帝国的重要步骤，传统上，中国资本市场和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其次是香港和深圳）的发展滞后于中国的基本面。
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又一次被迫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做出选择：
a)试图通过更积极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更积极的资本战)来破坏这种演化路径，
b)接受这种演化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大、更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而牺牲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力，尤其是在未来的5-10年。
我们看到的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国采取行动限制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并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这些都是双刃剑，因为在对中国市场和上市公司造成轻微伤害的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竞争能力，这将支持那些公司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发展。例如，蚂蚁集团选择在香港和上海交易所上市，让投资者可以选择在中国的这些交易所投资，也可以错过这些投资，因为这些投资是在那里上市的，而不是在其他交易所。
军事战争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可以与军事专家交谈，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所以我将把军事专家给我的东西传给大家。您接受或不接受，后果自负。
无法想象下一场重大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是因为许多武器都是秘密研制的，而且自从上次使用和看到最强大的武器作战以来，各种形式的战争的创造力和造成痛苦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现在的战争类型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而且在每一种类型中，武器系统的数量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虽然核战争当然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我听说生物、网络、化学、空间和其他类型的战争的前景同样可怕。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测试，所以它们将如何运作有很多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头条是：
a)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战争正在经历军事上的升级，因为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限；
b)中国现在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比美国强大，所以美国很可能会在该地区输掉一场战争。而
c)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和整体上更强大，很可能会"赢得"一场更大的战争，不过
d)一场更大的战争太复杂了，无法很好地想象，因为有大量的未知数，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在战争中会有怎样的表现，以及秘密存在哪些技术。大多数知情者唯一同意的是，这样的战争将是难以想象的恐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a)中国军事力量的进步速度，就像它其他方面的进步速度一样，特别是在过去10年里，进步速度极快；
b)预计未来的进步速度会更快，特别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继续超过美国的话。有人想象，中国可以在5-10年内取得广泛的军事优势。
至于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台湾、东海和南海、朝鲜是最大的热点，印度和越南是次大的热点（原因我就不多说了）。
就中美之间的大型热战而言，它将包括前面提到的所有战争类型，两国必定竭尽全力，因为为了生存而斗争时，每个国家都会倾其所有，正如历史上其他国家一样，所以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比第二次更加致命，而第二次又比第一次致命得多，技术进步让我们互相伤害.
在思考战争的时机时，我牢记这样一个原则：当一国内部出现大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有利时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国家面临经济萧条、内部出现矛盾时，日本人就采取行动控制了欧洲在东南亚殖民地。
历史也告诉我们，当领导层出现权力交接和/或权力弱化，同时内部出现大冲突时，应考虑到敌人做出进攻行动的风险正在增加。例如，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就可能使这些条件成立。然而，由于时间上中国有利（之前的图表中显示了改善和削弱的趋势），如果要发生战争，那么晚一点（比如5-10年后，中国可能会更加自给自足、更加强大）对中国有利，而早一点发生战争对美国有利。
我现在要补充两种其他类型的战争--
1）文化战争，这将影响每一方如何对待这些情况，包括宁死不屈的东西；
2）与我们自己的战争，这将决定我们的效率，导致我们在之前探讨的关键问题上变得强大还是软弱。
文化战争
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对于他们决定如何处理共同面临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是决定如何相处的最大因素。
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解决我们刚才探讨的冲突时，将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而战，为之而死，如果我们要和平地解决分歧，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明白他们是什么，如何处理好。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要求领导人和社会自上而下地做出大多数决策，要求高标准的文明社会，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如何扮演好角色，要求按职位或地位给予尊重。他们还追求"集体决策"，通俗地说，就是要把创造出的机会和生产力成果带来的利益广泛地分配出去。
相比之下，美国文化要求领导人自下而上地管理国家，要求个人的高度自由，偏重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崇尚革命性的思想和行为，不仅因为职位尊重他人，或是思想的水平。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塑造了他们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要说明的是，这些差异大多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显，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众多的共同信仰来说，它们一般不是很重要，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或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得很舒服，反之亦然。
另外，它们也不是无处不在的。例如，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其他地区的华人，管理体系更像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这些文化差异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多数事情，到了大冲突时期，他们成为决定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性差异。中国人和美国人相互之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和同情对方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
虽然两国的开放增进了联系，而且他们共同的做法（例如，相似的经济自由产生了相似的欲望、产品和结果）越来越多，使两国的环境和人民比以前更相似，但方法上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它们经常反映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中，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互动中，特别是在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层面上。
这些文化差异有些是小事，有些则是大事，以至于很多人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并没有集体稳定那么重要。
这些差异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差异上。例如，中国政府更多的是家长式的管理，规定孩子们玩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每天可以玩多少小时，而在美国，这些游戏不受政府管理，因为这被认为是父母个人的决定。人们可以争论这两种做法的优劣。
中国的官场文化让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只接受政府的指导，而美国的非等级文化则让美国人可以接受与政府争夺是否这样做。
同样，不同的文化倾向也影响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被告知必须戴口罩应对COVID-19的反应，因为中国人听从指令而美国人不听从指令，导致了二阶后果-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文化决定了处理方式的差异，导致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很多事情反应不同-比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国家运作方式的不同。
这些不同文化的处理方式各有利弊，我在这里不打算探讨，但我想表达的是，美国人之所以成为美国人，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文化差异是深植在他们身上的，所以不能指望中国人不成为中国人，美国人不成为美国人。
换句话说，不能指望中国人放弃他们深以为然的人与人之间正确和错误的相处方式。鉴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以及背后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可能性并不比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可能性大。试图强迫中国人和他们的制度更美国化，就意味着征服基本信仰，而他们会拼死保护。
为了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实践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就像美国人相信美国价值观和实践价值观的方法也一样是最好的。
例如，人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选择有能力、有智慧的领导人比由普通民众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要好，因为他们认为普通民众获知信息、胜任职务的能力都差些。
大多数人认为，普通民众会凭着自己的想象，考虑候选者将会提供什么以获得来支持，而不是什么对最有利-例如，一般投票的民众会选择那些会给他们更多钱的人，而不关心这些钱从哪里来。另外，他们相信-就像柏拉图所相信的那样，也如同几千年来从民主政体转为专制政体的一些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最近的一次是在1930-45年期间）-民主政体在非常艰难时期很容易滑向失去作用的无政府状态，人们却为应该做什么争吵不休，而不是支持强大的、有能力的领导人，由领导人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他们还认为，选择领导人的制度适合于更好地执行多代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任期只占沿着该发展弧线前进的一小部分时间。[10]他们认为，对集体最好、对国家最有利的事情，最好由最高层的人决定。他们的治理体系更像是大公司，尤其是持续若干代公司的典型治理，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遵循这种制度，也很难看到他们眼中的民主决策过程面临的挑战。
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探讨这些决策制度的相对优劣，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争论，并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选择有：
a)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的权利，做各自认为最好的事情；
b)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各自认为不可妥协的事情争得面红耳赤。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些历史带来文化差异。就经济学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
1）经典的左派（倾向于生产资料政府所有制、利于穷人、支持财富的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共产主义；
2）经典的右派（倾向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利于体系内的成功者、财富再分配要有限得多），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在所有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都有过从一种转向另一种的波动，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派或右派是不正确的。
在美国更为有限的历史上，美国人的喜好也存在类似的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有更长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更广泛的波动，就像我们在欧洲更长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更广泛的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更多的是围绕演进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正在这两个国家同时发生，所以说资本主义等"右"的政策在中国接近于比美国更受青睐并不夸张，反之亦然。
无论如何，深层次的文化偏好和显著区别并不存在。相比之下，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制相较于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文化倾向，在他们和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根深蒂固；美国人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文化倾向，也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
至于哪种方法最有效，最后会胜出，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去辩论，希望不要出现偏见，不过我要指出，大多数有知识的历史观察者都得出结论，这些制度都不总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最有效的，根据
a)环境，b)使用这些制度的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变化。
如果
a)制度中的个人更不尊重制度，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b)制度不够灵活，不能与时俱进而不崩溃。
那么任何制度都不会持续良好地运作，事实上所有制度都会崩溃。
所以，现在，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处理他们共同的挑战，以在共同的星球上用最好的方式进化，我试图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死不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人都会为了
a）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政治观点；以及
b）他们所在的组织没有权利和能力阻挡他们而拼死拼活。
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的是
a）对权威的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和表现在双方权力的相对水平上；
b）组织对集体中个人行为的责任追究。
最近发生了这样一个文化冲突的例子，2019年10月，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表达了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支持。他很快就删除了自己的推特，并解释说他的观点并不代表他的球队的观点，也不代表NBA的观点。
莫雷随即遭到美方（即媒体、政客和民众）的攻击，因为他没有站在言论自由的立场上，也遭到中方的攻击。中方则要求整个联盟负责，并对其进行惩罚，还从中国国家电视台撤下所有NBA比赛的转播，从网店撤下NBA相关商品，并要求联盟解雇莫雷，因为他表达了批评性的政治观点。
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美国人认为个人所在的组织不应该因为个人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中国人则认为，有害的攻击需要受到惩罚，个人所在的团体应该为其中的个人行为负责。
我们可以想象，在其他情况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的不同，会产生更大的冲突。比如，当处于较高位置时，中国人往往希望这一点是明确的，让处于低位的一方知道自己处于低位，需要服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中国领导层的文化倾向/风格。
他们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在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持。比如，当康涅狄格州州长在新冠病毒第一轮传染高峰期时急需个人防护设备，而又无法从美国政府或美国其他渠道获得时，我向中国朋友求助，他们提供了需要的物资，数量非常多。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慷慨行为和严格的惩罚行为既感激又反感。这些文化差异中，有些可以通过谈判让双方满意，但有些最重要的差异将很难协调。
我觉得最需要认识和接受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会做出与对方不一样的选择。比如，美国人可能不喜欢中国人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中国人也可能不喜欢美国人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那么问题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美国人是应该和中国人斗智斗勇，把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反之亦然，还是应该同意不干预对方？在我看来，
a）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做他们坚信不利的事情太难，不合适，而且也不可能；
b）归根结底，美国有多大能力把意愿强加给中国，而中国也有多大能力把意愿强加给美国，这将取决于我们双方的相对力量。
在思考可能使我们达成一致的实际原则时，我想知道美国人、中国人和你我能否就那些真实的原则达成一致（暂且不说我们是否希望它们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这将有助于确定理想的前进道路。
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如果谁拥有什么权力存在疑问，就会有冲突来解决这个疑问。理想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热战，但当形势不明朗却又很重要的时候，问题通常不会和平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的）演化会使谁拥有什么权力变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权力较小的人知道自己的权力较小，就应该会滑入从属地位，这样权力和地位的变化就不会引发战争。如果他们拒绝滑入从属地位，就会发生战争，弱小的权力就会被痛苦地打败。这就是权力转换的痛苦之处。
国际关系中唯一真正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这是因为在国际上，没有共同商定的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法官，也没有其他的规程，这些规程是为了判断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惩罚那些玩得不公平的人，规程需要比比各个独立势力更强大。最重要的是你是赢还是输。
比如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人排成一排打仗，美国革命者在树后向他们开枪，英国人认为这不公平。但革命者赢了，认为英国人愚蠢，崛起中的美国人做得对。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能不能达成一致：我们的领导人和我们自己不要再抱怨对方玩得不公平，而应该集中精力聪明地玩这场游戏，以应对现在的情况？
胜利意味着在不失去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的情况下，得到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在生命和金钱上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其提供的利益的战争是愚蠢的。
虽然在国际关系中，除了那些最强大的人强加给自己的规则(如战争中的道德规则)，没有其他规则，但有不同的方法更有可能导致更好的结果。
例如，有的方法更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赢结果，有的方法更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输结果，那些更可能导致双赢结果的方法就更好。要想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就需要在谈判中考虑到对对方和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并懂得如何交易好这些东西。[11],[12]
陷入愚蠢的战争（即，战争所耗费的生命和金钱远远超过任何理智的人所说的值得）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
a）囚徒困境，
b）以牙还牙的冲突升级过程，
c）衰落势力退缩的代价，
d）当决策必须快速做出时存在的误解。
想象一下囚徒困境的场景，你面对的是一个要么与你合作，要么杀了你的人；而你要么与他们合作，要么杀了他们，你们都无法确定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对于你和对方来说最好的办法都是合作，但你们俩合乎逻辑的做法只能是在被对方杀死之前杀死对方。
这是因为自保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你，但你知道“在你杀他们之前杀了你”对他们有利。
这就是敌对大国通常会遇到的情况，他们需要有办法保证对方没有办法杀死他们，才不会走上想先杀死别人的道路。
愚蠢的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以牙还牙的冲突升级过程，需要每一方都要升级，否则就会失去敌人在最后一招中夺取的东西，继而被认为是弱者。要想实现和平，双方必须避免这些。
与此相关的是，衰落的帝国往往会和崛起的帝国打得更多，因为打/退的计算方式往往会让人倾向于打得更多，而不是仅仅根据预期的结果来计算逻辑，因为退缩就是失败。例如，即使美国为保卫台湾而战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例如，如果美国有70%的可能性会输）。
但如果不对中国对台湾的攻击作出反抗，对其他国家来说，就是美国不为盟友而战并取得胜利，他们就不会支持美国，美国的地位和力量都会大打折扣。另外，这样的失败会让领导人在本国民众面前显得软弱，这会让他们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政治支持。
当然，当冲突迅速发展时，由于误解而造成的误判也是危险的。所有这些动态因素都对战争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使战争加速发展，尽管这种相互破坏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进行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不真实和情绪化的呼吁会激怒民众，增加愚蠢战争的危险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a)让领导人真实而周到地解释情况和如何处理情况(这在民主制度下尤其重要，因为民众的意见很重要)，
或b)尽可能选择最好的领导人并盲目信任他们。
最糟糕的是c）让领导人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不讲真话，情绪化。
当民众被激怒并想打仗时，就会超出逻辑范围地增加战争的风险。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为了建立政治支持而激起民众的情绪。
因为负面情绪需要时间来扭转，所以会增加战争的危险。现在这种情况在美国和中国都在发生，不过美国更多。
例如，在最近的一项皮尤民意调查中，创纪录地有7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不利的看法，73%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促进中国的人权，50%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COVID-19中扮演的角色"追究责任"[13]
虽然我没有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意调查，但很多人告诉我，那边的情况也已经恶化了。并不需要太多（更充分的理由），这些人就会要求加速两国的冲突。
打赢一场战争最聪明的方法是超越对手，以便有实力从实力上与对手谈判。我们是否可以同意：
a）美国和中国是在进行制度和能力的竞争b）每一方都会不可避免地遵循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制度，
c）美国人在实力上的略微领先正在缩小，而且他们的人数也在减少，
d）历史表明，虽然人数可以很重要，但其他因素（比如我在第一章中展示的17个因素）更重要，所以即使是人口少的帝国，如果他们管理好自己，也会成为领先的世界强国？这都意味着，要想强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
这使我想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后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与我们自己的战争：
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最能掌控我们的强弱。因为使国家变得强大和弱小的因素非常清楚，而且这些强弱是可以衡量的，所以很容易看到每个国家的情况。这些因素在第一章中已经列出，并通过17个指数来衡量。
我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然后在最后一章"未来"中，我将展示大多数国家的这些指数，并将探讨其中的领先指标，以便我们对未来进行预测。
对于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
……领导力足够强大，有能力提供成功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
……强大的教育。我所说的强大的教育不仅仅是指教授知识和技能，我还指教......
……坚强的品格、文明和强烈的职业道德，这些通常是在家庭和学校中教导的。这些都会导致文明程度的提高，体现在以下因素中……
……腐败程度低，高度尊重规则，例如法治。
人们能够很好地合作，团结在共同的观点后面，明白如何共处也是很重要的。当人们有了知识、技能、良好的品格和礼貌，能够在一起很好地工作，并且有......
……一个良好的资源配置体系，通过......显著改善。
……对全球最佳思维持开放态度，该国拥有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导致他们获得……
……在全球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带来的收入大于支出，这就导致他们有……
……强劲的收入增长，这让他们能够使……
……增加投资以改善其基础设施、教育系统和研究与开发，这导致他们有……
……迅速提高生产力(每工作一小时有更多有价值的产出)。提高生产力可以增加财富和生产能力。当他们达到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时，他们可以成为生产性的发明者……
……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对商业和军事都很有价值。随着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竞争力增强，自然而然地，它们就获得了……
……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而且份额很大，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贸易路线，并影响那些在境外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人。在成为经济上的佼佼者的同时，他们也发展了……
……强大、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股票和信贷市场。自然，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更多地使用其货币作为首选的全球交换媒介和首选的财富储藏，这导致其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并建立……
......至少是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以吸引和分配资本，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贸易。
正是通过这些事情的相互促进和坚定不移的改进，国家才会崛起并维持其强国地位。
同时这些优势的获得往往会埋下周期性下跌的种子，人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期性下跌表现为：
……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因为......
……成功和富有会导致被新兴的竞争者模仿，导致……
……工作不那么努力，从事更多的休闲和更少的生产性活动，特别是随着……
……较新的、战斗力较差的一代人从那些必须更强大、更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人手中接过话筒。此外，作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全球强国，导致了一个......
……拥有储备货币，这让人……
……的"过分特权"，可以借到更多的钱，这就导致……
……欠外国人的债越来越多，这使他们的力量超出了基本面，为国内过度消费和维持帝国所需的军事和战争开支提供资金。当最富有的人通过向最贫穷的人借钱而负债时这是一个相对财富转移的早期迹象。
债务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经济成功会导致金融泡沫和巨大的财富差距，因为人们从中获益过多，所以......
……当经济压力大的时候，贫富之间的矛盾就会比较大，一开始是逐渐的，然后越来越激烈，这就导致……
……政治极端主义加剧--即左派（那些寻求财富再分配的人，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和右派（那些寻求将财富维持在富人手中的人，如资本家）的民粹主义——导致……
……富人担心他们的钱会被拿走和/或被敌视，这导致他们把钱和自己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如果允许继续下去，导致……
……相对于支出需求而言，减少了税收，这就导致……
……更大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税率，这又导致……
……一个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过程......在那些被征税、花钱、提供工作机会的地方，人们正在离开。这就导致了……
……减少了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使条件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提高了税率和赤字，造成更多的空心化。
在债务非常庞大的情况下，央行已经尽可能地压低利率来刺激债务增长，央行失去了用硬通货刺激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所以......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既会有a)更多的内部争夺货币的斗争，又会有b)更多的央行印钞，最终使货币贬值。
由于维持这个国家的对外帝国的成本大于它所带来的收入，因此在军事上支持和保卫这个国家的对外帝国变得不划算，这进一步削弱了主导国家的财政和对外实力。
这类破坏性的条件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使经济蛋糕缩小，并引起更多的冲突，如何把缩小的资源分配好，这就导致更多的内部冲突，越来越多地导致双方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的战斗，他们都想掌握控制权以实现秩序。这时民主就会受到专制的最大挑战。
一个正在崛起的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往往会获得足够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其虚弱的时候挑战现有的领先国家。在国际上，新兴国家既要(a)更有效地竞争，赢得市场和领土影响，又要(b)填补后退国家留下的空白。
其他外来冲击，如自然行为(如瘟疫、干旱或洪水)，可能在脆弱时期发生，一旦发生，就会增加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降的风险。
中美两国所遇到的内部战争和挑战都比外部战争和挑战更重要、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内部和各级政府的政治战争，不同派别（如富人与穷人、农村与城市、保守派与进步派、族群等）之间的战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是可以测量的，这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得怎么样。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可以做出改变，让这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大体上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就像丘吉尔对英国人民说的那样，"应得的胜利！"
在本书的下一章"内部秩序"中，我们将探讨国家内部秩序的获得和失去的模式和过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试图展望未来。下面的图表显示了我们对美国和中国八个最重要大国的指数。它们自己就能说明问题。我将每年更新它们，以便你能看到事情的发展。
[1]例如，虽然我一直拥有并保留着在桥水公司专制决策的所有权，但我选择不使用这种权力。相反，我创建并运行了一个创意精英系统（我在《原则》中描述了这一点）。我还选择在保持极高标准的前提下，对与我共事的人更加慷慨。因为我知道，实践证明这样的运作方式将产生令人惊奇的关系和结果——比我更强势地使用我的"硬权力"要好得多。所以，重要的是要记住，伟大的人际关系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力量，它们本身就是美好的回报。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有能力的人相互关心，相互合作，并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更有力量和回报的了。
[2]建设自给自足的主要计划以"双循环"为名。
[3]https://www.cnbc.com/2019/02/28/1-in-5-companies-say-china-stole-their-ip-within-the-last-year-cnbc.html
[4]众所周知，"政权更迭"一直是美国管理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常用手法。
[5]这一说法尤其是针对台湾统一问题而提出的。
[6]在当时的情况下，脱钩虽然是必要的，但难度很大，效率也会大大降低。一位知情人介绍说，这是一种相对性的而非广泛性的脱钩，我觉得很有道理。
[7]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9/05/why-united-states-uses-sanctions-so-much/588625/
[8]美元债务所占比重较大的原因是：a)国际投资者为平衡其投资组合而持有的资产配置比例，b)为满足贸易和资本流动资金需求而持有的储备货币规模，c)美国债务市场资本规模相对于其他市场的资本规模，d)美国经济规模和重要性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现在美元债务规模过大，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元被认为是比实际更安全的资产，也因为美元借贷规模过大。现在，大多数负责确定其在不同市场中的持股份额应该是多少的人，并不倾向于随着更多的美债被出售而增加份额，事实上他们正在考虑减少所持美债的份额，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需要美联储进行更大规模的购买。
[9]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
[10]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如何应对美国的政策和方向缺乏连续性的问题，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选择的代表对象所表达的美国公众所关心的事情，看似异想天开的变化。
[11]举一个过于简单的双赢方式的例子，如果每个国家挑选出他们想要得到或想要受到保护的前10件事，并为这些事分配100分，以表达他们对这些事的需求，他们就可以决定什么是最佳交易。举例来说，我预计中国最想得到的是统一台湾——事实上，他们会为此而发动战争。我无法想象，阻止这一点发生在美国的清单上会有多高。所以他们应该愿意就美国清单上优先级同样高的东西进行交易，让双方都满意。
[12]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天真，但我希望能挖掘出双方的分歧关键点进行深思熟虑，从而应对中美战争。例如，我设想，如果两国领导人或代表进行一系列公开播出的分歧关键点的各自阐述，就像总统辩论一样，让两国民众都能听到，以获得双方的观点，那该有多好。我相信，这将使我们更有知识，更有同情心，并提高和平解决的机会。
凤凰财知道（icai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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