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会党与辛亥革命
发布时间：2020-10-09 09:21:40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是一支活跃的力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以各种方式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会党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领导，奋起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会党内在固有的缺陷与革命派自身具有的弱点相互渗透，共同影响，成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主要从革命派与会党合作的原因、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三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会党是中国近代一种从事特殊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抗衡于政府的秘密团体。会党的出现既是清代民族矛盾的产物，也是清代社会矛盾的产物，它一般带有“反清复明”的色彩，是破产劳动者互助的团体。其成员多为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渔夫水手、小商贩、无业游民等。清代会党种类很多，比较有名的有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三合会、洪门等。
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可以说每个时期，每场重大斗争，都与会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本文着重要讨论的就是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研究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对于了解资产阶级与游民的离合变化，总结这场革命的经验至关重要。
01
革命派与会党合作的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不仅一开始就重视联络会党，而且同盟会还将联络会党列为一项重要政策，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当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首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年轻、力量非常单薄的阶级。它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结合而成的强大的反革命联盟。为推翻这种反革命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它必须联合广大农民，以结成革命同盟。但是由于它力量单薄，而且革命派活动的中心又在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农村直接发动农民。他们发现会党在以往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且会党现实的反抗斗争也如火如荼，并联系着广大农民群众，于是他们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借的现成组织，很快把精力集中到联络会党方面来。其次是因为会党具有传统的“反满”宗旨，并且具有接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良好基础，以及由此而步向接受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的可能。这也是革命派联络会党最初的出发点。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联络会党时，力争政治上的指导地位，不断向他们灌输民主共和意识，“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刘道一奉黄兴之命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时，向会党反复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争王。”这样反复对会党进行教育的结果是“诸会党乃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一些会党成员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会党这时也感到已不能“独守故态”，渴望接受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改变自发斗争的局面。会党的斗争，长期以来处于自发反抗的状态。由于自身的落后性，斗争常陷于失败。“数十次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会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总结反思，寻找原因。有些会党将主要原因归于内因，意识到是自己的缺点，如组织涣散、旗帜陈旧等原因造成失败，于是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联络会党的政策时，受到了他们的欢呼和响应，一些会党的激进分子更是走在这一行动的前头。
早在1885年，会党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后，士良“一闻而悦服”，并表示如他日有事，可以“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他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从会党头目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危机日深、民族危亡在即的形势下，会党已感到不能“独守故态”，呼唤“新思想”，乞求“新领导”。
02
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组织群众，不断发动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创造群众条件
从1901年到1910年间，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发生了近千次，据统计，这些斗争多是会党这类秘密会社发动的。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加紧联络会党和酝酿起义，这就促使革命迅速走向高潮。所以说如果没有会党不断组织群众斗争，辛亥革命要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积极参加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从1895年到1911年几乎每次武装起义都离不开会党力量。像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潮洲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是以会党为主力军，这些起义虽先后失败，但对动摇、削弱清王朝的统治，扩大革命势力的影响，促使国人迅速觉醒起了重要作用。
（三）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策反新军和防营的重要桥梁之一
会党渗入新军，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方面湖北的会党，作出了最有成效的贡献。“当张之洞建立湖北新军之初，经会党首领输送成员入伍的‘新货’尤多，”此后，从1907年起，共进会在长江各省发动会党的实践中，还找到了通过会党进入新军兵营的渠道。通过会党分子，也推动了新军士兵中同会党毫无联系的清一色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避免了单纯军事冒险，从而打响了武昌首义胜利的枪声。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就赢得了湖南的率先响应和湖北各属的光复。在防营中，会党的发动工作比较薄弱，但是也功不可没。他们或者像湖北老河口巡防营那样参加了光复襄阳的义举，或者像长沙巡防军那样临阵拒绝同起义的新军作战。
（四）在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会党的作用来看表现为：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哥老会在保路运动中，“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保路同志军起义的胜利，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在各省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会党起了重大作用。如武昌起义一爆发，湖北鄂北襄樊一带江湖会立即起义响应；湖南首告独立，“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焦达峰任都督之后，湖南成了“洪家天下”；陕西独立后，“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陕西成了“会党世界”。其他各省也都发生了规模大小不同的会党和农民起义，直接推动了各地的独立。
另外海外洪门会党（其成员与国内会党成员已有很大不同）在募饷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变产赴义，为支援革命作出了贡献。
当然会党在革命中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革命派不能改造会党，会党的一些固有弱点在辛亥革命中也充分暴露出来。其山头主义、雇佣意识、土匪意识、见利忘义等劣性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如1909年广安起义临届发动，领导起义的四川哥老会巨子余英却被一批帮会分子包围在茶馆内哄闹：“喊我们来办事，讲好每天发四百文钱，钱又不给，搞什么名堂？”以致消息走漏，起义失败。惠州起义以抢劫福建日本银行为筹饷手段，与起义军主要是游民、绿林组成不无关系。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甚至允许会党占领汉口后“焚毁三日，封刀安民”，以满足他们抢劫的欲望。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原定以会党出身的王和顺为都督，因“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黄明堂、何伍、李辉鉴等游勇队伍便“要求王和顺不来加入为一条件”，才参加起义。
03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破裂
清王朝覆灭，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对会党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由联合会党迅速转为取缔乃至镇压会党，这是为什么呢？
革命党与会党是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但革命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具有现代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实现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政治理念；而会党是社会的零余者，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带有强烈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封建性，大多数人对于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终目标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支持，如果说建国，那么也是建立起“洪顺天”、或者是像《阿Q正传》中所说穿上“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带孝，复辟明朝。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以反清排满为宗旨的会党认为起义成功，就万事大吉，可以随心所欲了。如“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无暇治事。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他们就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民国。”清政府的倒台，对秘密组织的强大压力随之消失，也使会党的破坏有恃无恐。各地会众掳掠奸淫、杀人越货毫无顾忌。
另外民国成立以后，大批参加革命的会众得不到妥善的安置，也是酿成匪乱严重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有理由谴责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新权贵们。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决广大失业游民的生计。会党的固有弱点在民国初年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使新政权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极大破坏了革命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在这种形势下，取缔公口码头，镇压会匪暴乱，就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
辛亥革命时期，大批会众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浴血奋战，为推翻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会党并不是一个先进、健康的组织，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只是利用会党，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会党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改造，以防止和克服会党游民对革命的危害。这样革命党人与会党由反清同盟到刀戈相向，也就成为必然。
作者：张叠
编辑：
王富聪孙靖琪
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
除了带给您优质黔货
更希望我们能带您
去了解贵州深山里的故事
敬请关注
博爱扶贫云商城
那家网/苏宁易购
黔货出山，我们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