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李红涛：从小镇青年到大学教授，一位传播学者的可爱与执拗
发布时间：2020-08-26 12:21:19来源：全媒派
1999年，隐隐觉得自己这辈子或许能靠笔杆子谋生的李红涛报考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系，懵懵懂懂地闯进了新闻传播学的世界。
二十年间，李红涛一路从本科念到博士，并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变。这个曾经学习还凑合的“小镇青年”，在走上讲台后，凭借低调、风趣、专业的特质，广受学生欢迎。与此同时，他这几年来逐渐成了许多新传学子学习、考研绕不开、躲不过的男人。
那么，作为一个老“青椒”，李红涛年轻时是如何掉入传播学的大坑的？他怎样看待当下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学术泡沫时代”？生产力低下为什么是一种美德？新闻到底有学还是无学？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发布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思想研究所所长李红涛进行的一场深度对话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位教书匠的真心话。
小镇文艺青年的新闻求学路
全媒派：今年的时间走得特别快，感觉前不久才填报完志愿，马上又要开学了。您以前是出于什么原因填报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呢？
李红涛：我高中的时候属于那种小镇文艺青年，没有见过太多的世面，不知道天高地厚。因为作文写得还不错，时不时被贴在县城中学的布告栏上，就有点膨胀了，觉得自己这辈子或许可以靠笔杆子来吃饭。高考后，根据估分的情况和理科生可以报考的范畴，就报考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系。
在家憋太久，出门喝杯酒，图片来源：李红涛。
全媒派：进入大学之后，您对新闻传播学有哪些新的认识？
李红涛：西南政法大学的学风非常朴素和扎实，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很好，曾经发生过因为太多人想挤进教室听讲座而把门上玻璃挤碎的“惨案”。虽然现在我没有从事新闻实务的工作，但我对新闻的一些理解都是在本科期间形成的。
我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是我非常喜欢当时《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老师，他出版了好几本报告文学。他受到80年代报告文学的影响，以一种报告文学的笔调，积极地、带有批判性地介入社会生活，这塑造了我对于新闻最初的想象。
第二毫无疑问就是《南方周末》。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每周四上午一下课，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校门口买当周的《南方周末》。
因此，我非常想要去模仿卢跃刚那种笔调。比如，我们跑到重庆的农村里去做调研，写出了一篇东西叫《在底层》，现在说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这些东西塑造了我对新闻的理解，新闻不是高度理论上的，而是在特定时刻你能够感受到它跟这个社会之间是共呼吸的。
全媒派：“和社会共呼吸”，算是您大学时对新闻这个行业的基本认知之一吗？
李红涛：政法大学里面洋溢着一种朴素又尖锐的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关注。而介入社会的唯一工具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当年想靠之吃饭的笔杆子，所以我在大学时也加入过系刊，关注校园里贫困生的问题，关注当时学校的学分制改革。我们也会因为这种介入，触怒到什么人或者是触碰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神经，并且觉得蛮骄傲。
我大学里面干过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包括写剧本，但从来没有上映和排演过，可见我当时有多闲（笑）。
全媒派：那么到大学毕业时，您有没有在职业选择上纠结过？
李红涛：我本科毕业时没有考虑找工作，而想去念文学的研究生。
到了大四，我想推免到四川大学文学院，但现当代文学专业不要我，而隔壁的传播系说“你们不要，我们要”。虽然我想念现当代文学，但是我没有那么执着到说“四川大学不要我，我总有一天让你高攀不起，我自己去考”，我心想“隔壁传播系要我也行，我就去隔壁传播系”（笑）。于是我就去了四川大学的传播学，选了传播理论，之后就离不开新闻系了。
全媒派：您后来又读了博士，如果您当时不是很喜欢学术的话，应该有其他选择吧？
李红涛：对于20年前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个体来说，没有办法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掌握非常全面的信息。我的世界是一步一步往外打开的。在我大四的时候，因为非典疫情，我被关在校园内写非典的论文，加上后来在川大读研究生，我开始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待在校园里，因此我需要去念一个博士。
2010年11月博士授位时与导师李金铨教授合影，图片来源：李红涛。
但我那时候又想出圈一次，不安分的心开始蠢蠢欲动，我想去念一个社会学博士，可能回过头来做一些传播学，视野会更开阔。经一个学妹的介绍，我发现可以去申请香港的博士，衡量之后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于是那颗蠢蠢欲动的出圈之心放弃掉了，不念社会学了，开始申请去香港，于是就去了香港城市大学念博士。
全媒派：您念博士时有对之前突然的决定后悔过吗？
李红涛：我没有后悔过。虽然我写博士论文那一年确实经历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也长了很多白头发，但博士就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需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痛不欲生，怀疑自己。那能怎么办？没什么，被骂了一顿，写的东西一塌糊涂、非常糟糕的时候，就去抱几瓶啤酒来，一个周末把《越狱》一季看完。用最原始的排解方式释放之后，还是要接着“肝论文”。
新闻传播学青椒的分裂型人设
全媒派：您在香港读博时担任过助教，现在还兼着奥斯陆大学的教学工作，这些经验对您在浙大的教学风格和模式有没有产生影响？
李红涛：对我自己来说，博士期间的经历，让我真正想象出一个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当时所有的博士生都需要去做助教，在课下需要带所有的学生做课下辅导，给他们解释课上教授提到的理论，和他们一起讨论期末项目，为他们答疑。
这个经历对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发现，课下的辅导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教学的时候，我至少会做到一点：最后学生的期末报告，我需要跟每一个组至少有一次集中讨论的机会，这是我受到香港教育的最直接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给了我启发。在奥斯陆大学讲课时，系里的老师会一起讨论课堂录音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学生要在课上录音的话，他不仅要征求老师的许可，还要征求全班所有学生的许可。我那一刻受到了冲击，但是一想其实道理很明白：这牵扯到隐私的问题，在那个课程当中学生也是要讲话的；同时也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情，这课堂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课堂，而是师生共同的课堂。
全媒派：听说您的课程期末论文是要查重的，还会限制字数？
李红涛：对，这涉及两个有争议的部分。首先是关于限制字数，这件事情是我跟学生在长期“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不得已的应对策略。如果不限制字数的话，学生有时候一个本科期末论文的研究报告会有两到三万字，这不仅没有必要，也对我的批改构成了一个挑战。
最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作者，无论是写作业、新闻作品，还是写学术作品，有时候写长不是本事，写短才是本事。缩减字数考验的是我们怎样去运用精炼的语言将一个事情讲清楚，这是规定字数的源头。
对于查重这件事，我认为作为老师的职责之一是确保基本的公正。如果一篇论文是抄的，写另外一篇论文的学生花了很多精力，结果最后抄的这个组抄得漂亮，抄得精彩，得了92分，另外一个组只有88分，这就是不公平、不公正。
所以，我需要根据经验判断，如果有一些地方不太对，我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手动查证。一旦我细究论文，一篇半小时能看完并反馈的论文需要花两个小时来查重，但事实证明这也很有必要：在过去几年中就有一些作业最后查出来是拼贴的东西。
李红涛老师指导过的部分硕士毕业论文，图片来源：浙江大学官方网站李红涛个人主页。
全媒派：但听说您和学生的相处是“痛并快乐着”，经常会邀请学生聚餐或者到家里吃饭，您是怎么做到这种人设切换的呢？
李红涛：大概就是一种人设撑不住，就要靠两种人设来彼此平衡（笑），光凶巴巴也不行。我觉得师生关系就是各尽本分，就是我尽我的本分，你作为学生也应该尽你的本分。从这个角度，刚才两种人设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我念博士的时候，和老师一起出去，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帮他拿包。老师们也愿意拿出时间来跟学生交流，跟学生去谈论文；收到同学发来的论文之后，导师会一天之内回复并批注。我的论文就常常被批注成“祖国山河一片红”。
我觉得最理想的师生关系，既不是传统所讲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我们想象的像社畜一样，“老板”以特定方式去压榨学生，这是两个极端。
我取中间：我们是一种专业关系，如果学生毕业之后，觉得这个老师不错，愿意继续跟我做朋友，我是很愿意的。
平时我会经常和学生一起吃个饭，或者去爬个山，但同时，学术上的问题本身就应该是严肃的。当我把一些学生的论文也批得“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会泛起一点骄傲的情绪，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有一点棒棒的（笑）。
与本科生毕业前爬宝石山，图片来源：李红涛。
全媒派：您如何理解“青椒”这个身份？
李红涛：“青椒”是外部赋予的标签，不是我们人为选择的一个身份。如果你从比喻的角度来讲，“青椒”带有青涩的劲，会有一点疙疙瘩瘩的感觉，不能非常圆润的跟周边整个学术环境完美搭在一起，带有一些适度的焦虑和紧张，这是一种不错的状态。另外，“青椒”往往是受关注比较少的一群人，大家的目光更多聚焦在很有名的教授身上。在某种意义上，“青椒”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上面。
全媒派：社会上普遍认为青年教师的处境还是有点困难，您怎么看待呢？
李红涛：困境其实是有结构性因素的，最大的因素就是面临着巨大的升等压力和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学校参考了国外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有“非升即走”的规定。在国内它的复杂性在于增加了一些其他要素，比如学术空间有不确定性。另外，国内大学的考评方式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说要升教授必须要有一项国家社科的课题。在我看来，这个要求不完全跟一个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对等。
“平平无奇”的学术达人
全媒派：现在大家提到李红涛，马上就能想起各种顶尖论文，您认为自己写论文的意义是什么？
李红涛：我没有办法给出太好的回答，首先，写论文肯定是我维持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其次，每个“社会人”都有对社会的理解，做研究就是我向社会发问、求解的过程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回到我在念大学那个阶段的想法，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这个社会发生关联？是值得去慢慢探索的一个东西。
全媒派：到目前为止，您个人最满意的学术成果是什么？
李红涛：我希望能做到每一篇发出去的东西，在我完成的那一刻都是我尽了力写出来的状态，所以我写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还都满意。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最”的话，大概是四年前发表的一篇，讲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那篇论文反映了我比较理想的一种学术生产状态下的成果。
李红涛老师提到的论文：《“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
第一，那篇论文我投入了好几年时间，从收材料到最后出来，不是特别匆忙写就的。
第二，那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希望我对新闻业的理解能形成一种对话的可能性，而不是写出来只跟一个高大上、抽象的东西有关，跟外界没有任何关联。这篇文章离我们今天活生生的社会转型会更近一点。
第三是这篇论文经过了潘忠党教授等好几位老师的点评，前后写了五稿，那种学术的砥砺、交流是很美好的状态。
全媒派：您如何评价您在学院网站的个人主页上所写的“学术泡沫时代”？
李红涛：我们整个学术界的生产力正在大幅地提高，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学术论文的产量可能数倍于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这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此外牵扯到的是制度层面，就是在对学者考量和评鉴的层面，前些年一些学者他们对知识评鉴机制也有一些反思，比如说在对学者的评鉴过程当中，数量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和评价指标。
这些学术文化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学者，所以，可能学术泡沫会带来一些短平快的学术生产风格。
全媒派：现在很多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到了新媒体上，但您还是比较专注于媒介社会学、媒介记忆等领域，是这样吗？
李红涛：我虽然不自称研究新媒体，但是研究当中也处理跟新媒体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讲怀旧的文章，其实讲的是新闻业面临新的媒体生产情况的挑战，传统媒体遭遇到的一些困境；又比如我前几年研究南京大屠杀时，也会研究互联网环境中的纪念空间是如何生成的，这些东西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归入新媒体研究的范畴。
图片来源：豆瓣网页截图。
我自己一直在做的领域，包括媒介社会学和媒体记忆，他们倒也不能算是经典的领域。比如说媒介社会学当然有它经典的传统，但是近年来也在着重讨论新媒体环境相关的问题，比如新的媒介生产的环境、新的技术和新的新闻生产主体的崛起，是如何重塑着新闻生产的场景、如何侵蚀着那些固有的边界、如何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统的关系。
因此，我的理解是可能已经没有一个所谓的新媒体研究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分别了，而是曾经被当作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新媒体已经变成了界定我们今天整个媒介环境的基本前提。无论做什么研究，都要从基本的媒介场景出发展开讨论，判断他们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依据，就是这个领域还能否提出新的问题，是否仍然能够透过这些问题增进人们对于议题的理解。
全媒派：您也曾表示，“学术要以好玩儿为主”，您觉得学术带来的乐趣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它好玩儿？
李红涛：学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乐趣，所以我才会把这样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写在那个地方。我读别人的东西觉得好玩，自己写起来就会比较痛苦。哪怕最后你生产出来好玩的东西，过程应该也是蛮痛苦的，因为学术归根到底是不可以天马行空、凌空蹈虚。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写过一本《治史三书》，他认为学术写作应该是“平实当中见光辉”，那点光辉就是好玩的成分。但是学术写作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特别是社会科学，论证到底怎么支撑，那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
全媒派：前不久您担任了国际期刊《新闻研究》的编委会成员，担任这个工作之后需要负责什么工作？
李红涛：这个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把它理解为是研究者对学术社群的一种公共服务。当《新闻研究》的编委，就是需要稍微多给他们审一些稿子，比如一年最少要审三篇稿子。此外很多东西是相对比较弹性的，还没有特别硬性的，比如可能在一些专刊或特刊上提供一些建议，协助主编做一些工作。另外，这个刊物是英文刊物，所以可能会需要在中国地区拓展一下它的触及度。
《新闻研究》学刊社交媒体官方帐号对新任编委的介绍，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新闻到底有学无学？不如让学生自己去解答
全媒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招生，曾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很多讨论，您怎么看这个事？
李红涛：这里面包含了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闻专业应不应该有本科？第二个问题是新闻到底有学无学？
个人觉得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新闻学的本科，更重要的是整个新闻学教育到底如何调整，去服务一个透明的、多元的公共信息环境。
对于新闻有学或无学，如果有同学问我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回应的方式就是让他找几本非常好的新闻研究著作和论文好好读一读，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读完之后自己来说新闻到底有学还是无学。这个问题不如交给学生自己去发掘。如果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学生说这个东西不能吸引他，没什么营养，那我尊重他的判断。
全媒派：那么您觉得现在国内院校的新闻教育和业界存在脱钩吗？
李红涛：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建立在一系列的误解之上，这些误解包括理论就应该引导实践，以及新闻学界跟新闻业界应该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等等，所以从潜在的误解出发，加上以往沟通和交流的方式，的确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全媒派：再回到您个人，怎么看待您现在的身份？
李红涛：我就是一个教书匠，我现在快到40岁了，20年之后我到60岁退休，也还是一个教书匠。
全媒派：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期待吗？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李红涛：从学术的角度，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有更扎实的一些东西出来，如果我能够以五年为周期，围绕着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去做比较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之上我去写一本书，那就好了。
在教学上我希望我能慢慢地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能够保证学生给我的邮件，24小时就能够回复，而不是让他等一个礼拜，我觉得就很好了。在生活上，希望我们家的猫茁壮成长。
李红涛的猫主子，图片来源：李红涛。
全媒派：最后一个问题有点大，如何评价现在的自己？
李红涛：这个有点像采访明星的问题——还行、还可以、凑合吧。